少年时对感觉不可能发生的事，会跟朋友赌气一样地说：“那你就等个一百年吧！”

    我的父亲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天出生的，比中华民国只小一岁。可是他的身份证年龄却在由香港到台湾时被代填入境资料的友人误填成民国前一年，那又比中华民国大了一岁。因为需要填写表格时记的父亲生日跟他实际在家庆生时的生年月日不符，所以很大了我都搞不清楚他的年纪。我三十岁以后，他常常跟我说一句俗谚：“人人有个三十六，喜的喜来忧的忧。”我一直以为他是勉励我在而立之后要时时戒慎恐惧，努力不懈。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我常常因为思念，把记得的父女互动在心中一遍遍回忆分析，才觉悟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中国内地政权的时候，他的实际年龄正好是三十六岁。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让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中国人，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父亲在湖南老家是一个地方型的政治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国共内战，他被迫离开家乡，失去了政治舞台。因为不能忘情，在我出生后，他还曾逼迫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的我母亲去竞选“台湾省议员”。因为他评估有妇女保障名额，要求票数有限，在当时算高学历又风度极佳的母亲会有机会当选。没有想到为此加入国民党，却因为拉不下脸到处求人赐票的母亲，差一票饮恨，那也断了父亲想在台湾继续家族“政治生命”的梦想。

    可是这个挫败却没有影响父亲对“管理众人之事”热衷的脾性，我小时候家里一直人来人往地很热闹，事后回想，简直是常常有人在我家“全民开讲”。我喜欢自己看书，对大人讲话从不旁听，这个良好的品行总是被客人盛赞，这就更让我远离客厅里的清谈。现在想起来，我大概错过了旁听一整部民国的稗官野史。然而即使这样自外于客厅里的“座谈会”，不小心飘进耳朵的一些事情和人名却在我此后的一生于完全想不到的时空和书页之中重逢或证实。事后追忆，这个奇妙的童年环境是让我变成一个在台湾戒严氛围中长大，却对威权或权威一无所觉的主因。

    一九七九年我以文艺界青年代表的身份应邀去台湾“总统府”，十个样板人物轮流跟蒋经国握手，个个沉默不语，行礼如仪，我身旁的大明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房祖名的妈妈）还紧握我的手，微微发抖，我想一个女明星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跟两个老头（另一位是“副总统”谢东闵）握握手，何以激动至此？轮到我的时候，我特意示好，说：“总统”你好，我也姓蒋。蒋经国听说不过一愣，旁边的侍卫大概觉得于体制不符，就有点粗鲁地用手臂把我隔开了。回家后我不大高兴，父母就安慰我说：你愿意跟他握手还搭讲，真是看得起他，小蒋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和眷村里“效忠领袖”与“官大一级”的鲜明阶级意识不同，我成长过程中遇见的从大陆流亡到台湾的难民好像对台湾当局都是牢骚满腹，谈到当时的“民族救星”更是意见比敬意多。既是难民，可能应该也有生计之忧，可是他们碰在一起却很少聊油钱米价，反而喜欢读他们不大相信的报纸，交换小道消息，和分析时势；仿佛身在乡野，却觉得庙堂之事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自己可以置喙。等我长大后反刍才想通，原来这群人是经济社会中的“士大夫”或“中产阶级”。同是难民，虽然不是富贵的“上流社会”，他们却或有文凭，或有技能，即使在难中，基本的饱暖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就有余力继续“生活”。

    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追求事业、爱情、婚姻，喜欢和朋友分享对人生的期望和想法；他们也关心大世界里的经济、政治，和时局，很长的时间他们都在担忧“老美”随时会放弃弹丸之地的台湾，好像他们相信第七舰队还胜于保卫“复兴基地”的国军。他们讲起领袖并不比今天在电视上骂马英九像骂儿子一样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