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的途中一点点磨损的。没人见过梁五方餐风饮露的日子，也没人知道梁五方是如何一站一站地扒火车到北京去的。人们只见他一次次五花大绑地被押送回来……有时候，他穿着一件花衬衫；有时候，他光着脊梁，头发长得吓人，身上勒出一道道血印；有时候，他赤着脚，冬天里还穿着一条单裤，冻得哆哆嗦嗦的，人瘦得像狗一样。可人押回来不久，他就又跑了。

    曾有人看见他站在城关的一个陡坡处，手里掂着一根绳，给拉煤的架子车往上拉坡儿，拉一个坡度给一毛钱；还有人看见他站在游街的队伍里，被警察押着，脖里挂着一把锯和一个“投机倒把犯”的牌子；九爷的儿媳妇从城里回村串亲戚，也对人说，她碰见梁五方了。她去派出所给孩子办户口，见梁五方在铁西街派出所一个柱上铐着，趿着一双烂鞋，两脚都是冻疮……说得一村人泪津津的。

    还有人说，梁五方被送去“劳教”了……

    有一年，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竟然跑到我上高中的学校里，伸出手来，说：丢儿，借我五分钱。他知道我是个孤儿，手里没有多少钱，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我伸手的。当时，我怔了一下，说：五分钱你能干啥？他说：我买两张纸。会还你的。我说：还申诉呢？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时候，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背着铺盖卷，那伸手的动作分明就是一个乞丐。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里已没了当初的暴烈和激动，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苗儿亮着，我甚至在他眼睛里发现了一丝游移。那游移藏在痛苦的火苗后边，被一层风霜和污垢遮盖着，嘴里念念叨叨的，一脸的茫然。可他还是要申诉的。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他已申诉了这么多年，他必须申诉下去。不然，他还怎么活？

    还有一年，临近国庆的时候，在大队部里，我听见公社书记老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老蔡，是老蔡么？蔡国寅，你王八蛋，支书还想不想干了？老姑父说：怎么了大书记？你不能骂人哪。我……老曹在电话里说：快国庆节了，你狗日的不知道？你那个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赶紧给我弄回来！老姑父说：人在哪儿呢？老曹说：县收容所。赶紧派人，给我捆回来。我告诉你，看紧了，可别让他到北京去了。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姑父带着两个民兵亲自把他从遣送站里接回来的。回来后，就把他关大队部里，由民兵分三班看守……梁五方这次回来，口音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民兵们逗他说：五，又去哪儿日白了？他竟操着普通话说：北京。

    尔后，不等人们问他，他就说：你们这些毛孩子，见过啥？我告诉你，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吗？上过天坛吗？去过故宫吗？游过什刹海吗？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子？天安门有多高？吃过北京的冰棒、喝过北京的酸奶吗？

    一群民兵围着他，说：说说。说说。

    五方说：有烟么？给点根烟。

    于是，民兵们赶忙给他敬烟。他看了，说：八分的？不吸。

    这时，老姑父走过来，喝道：五方，县里都挂上号了，还不老实？

    五方说：老实，我老实。当支书的，给弄枝“彩蝶”。

    在时光中，一个称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当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对他的称呼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梁五方在建“龙麒麟”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口碑。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他在全乡、全县似乎都有了些名声，是坏名声。当人们说到他的时候，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只说那个“流窜犯”或颍河的那个“流窜犯”，又进京了。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那时候，梁五方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这时候的梁五方，成了一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