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人”。仅一个“上诉人”梁五方，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

    听老姑父讲，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有的批着：调查处理。有的批的是：严加管制。有的写两个字：查办。有的是写一“？”，再划一圆圈。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释。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经过一个个办公桌，一个个邮递员的手，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老蔡，你看看，一面墙，都是那个“流窜犯”的材料。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匆忙间撕了两页，擦屁股用。

    甚至于在无梁村，也没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人们几乎是把他给淡忘了。一年又一年，偶尔说到他的时候，人们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原来还叫他五方，或是用较亲近的口气叫他：方。现如今人们一提到他，只取中间一个字：五。人们会用淡淡的、略含贬义的、有几分滑稽的儿化音说：五儿，又窜出去了。

    你知道么，那捆人的绳子也不仅仅是绳子。那时候，在人们心里，这就是“作奸犯科”的标志，或者说是生活中的“另类”，是让人鄙视的“坏分子”。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回来时，人们看他的眼光也就变了。

    再后来，当他一走过小桥，人们就说：五儿回来了。

    一九七五年，梁五方他娘去世时，他仍在上访的路上……家里人等了他三天，实在等不及就葬了。早些时候，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劝过他，说：儿呀，认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咱认了吧。可他不听劝。现在，他娘死了，他也没能见上一面。

    可是，突然有一天，村里人在他娘的坟前发现了一包荷叶包着的肉煎包，还有燃过的三枝烟的烟蒂儿，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回来过。偷偷地。

    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当人们再把他送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捆了，只是几个人押着他，把他送回村里。可他仍旧像捆着似的，显得很滑稽：他走路两只胳膊紧贴着身子，头往前探，动作僵硬，身子佝偻，脖子梗着，往前一蹿一蹿地走，就像根本没有手一样……在小桥上，村里人一看见他就笑了。

    他也笑。嘴咧着，那笑竟有些贫。

    人们说：五儿，回来了。

    他挤挤眼，说：回来了。

    人们说：还去么？

    他回头看看，满不在乎地说：去。去。

    人们说：五儿，吃上北京烤鸭了？

    他说：眼吃。眼吃。

    那时候，老姑父和他，常常蹲在大队部门口谈心。老姑父递上烟，递上水，苦口婆心地说：五，你是爷，你是祖宗，咱别再去了吧？你说，那北京能是咱去的地方么？去一趟让人捆一回，你脸上好看？再说了，这人世间，谁还不受点委屈？

    梁五方说：老蔡，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我是为了啥。上头咋也得给个“政策”呀？他要是给我个“政策”，我就不去了。

    老姑父说：现在不讲成分了，你还要啥“政策”？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照你这么说，我这些年白跑了？

    老姑父说：那不就一张纸么？

    他说：那可不是一张纸，那是“政策”。你得给我落实政策。

    最后，老姑父甚至哀求他说：五儿，我也干不了几天了，我服了你了。你说咋落实，咱就咋落实，你别再出去了。

    他狡黠地一笑，说：你说了不算。

    老姑父说：你怎么成“滚刀肉”了？

    他说：我就是“滚刀肉”。

    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