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门也是常走的门。闭着眼都能走的门，居然把厂长的眼给扎瞎了？！这些事，都是他厂里来看望他的人说出来的。他自己绝口不提。不跟病房里的任何人说。他也许是羞于提起。你看，眼都这样了，你还慌什么呢？可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还是慌。这就是个性了。

    知道二十四床的情况后，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们都包着一只眼，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是，有一天，当我在过道里碰上他时，我说：老韦（他姓韦，是别人告诉我的）。

    他蓦地转过身，说：你哪单位的？

    我只是想提醒他关于“交叉感染”的事……

    可他很警觉，很生硬地重复说：你哪单位的？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人。他们围着二十四床，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二十四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着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尔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二十四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第二天上午，九床的老许跑来说：十三床（我是十三床），你知道么，二十四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说：治好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我说：为啥？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我说：怕什么？

    他说：这二十四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我说：出院了？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是啊，二十四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断地变换着的）病人走进来：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五十八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梅村。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杆了。

    我说：你还要么？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