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太悲的故事。繁华落尽，往事成烟，只留下一个活口来见证它曾经的存在。由于伤重，过早封闭了心灵的出路，张爱玲的创作生命实在萎谢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场电影出来，满街大太阳，忽忽若失。她的写作不仅速度缓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写了二十余万字，再压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泪》(Pink tears)这部英文小说一样无人问津，也几乎要白写了。

    真实人生里，另有一桩更不堪的事，发生在弟弟张子静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凄凉的张子静，骤闻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里的《童言无忌》再读“弟弟”，眼泪终于忍不住地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书里说：“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姊姊待我，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后，季季于上海访谈张子静，与他合作写成《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一九九六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二〇〇五年台湾印刻出版社再版。）这个事实，在里被无情地推翻了。在这部自传性很高的小说里，张爱玲笔下的弟弟不但早天，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缘和舅舅一样有问题：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国人。”珊瑚的声音低下来，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这一点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实那时候有个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她不说了，举杯就唇，也没了笑容。

    这是张爱玲八岁，弟弟七岁，母亲(露)与姑姑(珊瑚)刚返国时的对话。在卷尾，琵琶逃出父亲的家后未几，弟弟(沈陵)罹肺结核，在父亲和继母(荣珠)疏于照料下猝逝，才十七岁。琵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很迷惘，“将来她会功成名就，报复她的父亲与后母。陵从不信她说这话是真心的。现在也没办法证实了。他的死如同断然拒绝。一件事还没起头就搁起来了”。

    弟弟的死，显然不是事实。真实人生里的张子静一生庸碌，念书时办了个刊物，向已成名的张爱玲邀稿被拒：“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熬过文革时期，他中学教员退休，落寞蜗居在父亲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里，在季季访问他两年后(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许血缘之事只是虚构的波澜，我只想着张爱玲这么早就下笔这么重了，假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部小说在美国“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时与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着她的弟弟读了，那恐怕就是震惊，而不是眼泪汩汩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张爱玲一九九二年致书宋淇“要销毁”是因为顾虑舅舅的儿女或柯灵的感受（季季，《张爱玲为什么要销毁(小团圆)？》，《中国时报》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她的作品更早就无情伤害过父亲、继母、舅舅许许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写作是何等伤人伤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当，回忆，就是那劈伤人的，沉重的枷锁。如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都已经烧完，故事也该完了。在炉香袅袅中，那个童女仿佛穿越时空异次元，仍然圆睁着四岁时的眼，怀疑一切，并且相信文字永远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与一切证据。

    (本文作者为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