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焉识在一个镇子碰到了大集。西北农民在准备冬至的食物了。他花了两分钱，买了一碗胡辣汤，摊主跑了十多分钟的路才把他的五块钱找开。集市什么都卖，老花眼镜和小姑娘的塑料彩色发绳放在一块卖。他花了两毛钱买了副浅度数老花镜，一边镜框比另一边高，但戴上能有效地使他走样，他就图这个。现在好了，他可以搭车了。他举着一毛钱站在路边，车很好搭。两三天里面，陆焉识把中国乡村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乘坐了一遍，骡车、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三轮机动小卡车，甚至独轮车，纵穿了三千年车辆发明制造史。他当逃犯不过才一个月，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逃犯，一天难得说一句真话，也学会看自己谎话的效果，并从各种人眼神里看出自己留给他们的印象。那些让他搭车的人看见的陆焉识大致是个支边的老教师，老医生。这样他就把最难走的山路混过去了。

    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县城，他决定住下来。城关有个长途汽车站，有一间满是人粪的候车室。到了天黑，他才明白他不是这里的唯一投宿客，他还有四个流浪汉室友。本来他想给婉喻写封信，又想到××信箱后面的眼睛，便取消了这个打算。县城里有个邮局，挂着个大钟，掌握着全县城所有没钟表的人的时间，还有一部电话，是除了县政府的三部电话之外唯一的电话。长途电话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打，到了夜晚电话就搁在一个既通室内又通室外的小窗口。陆焉识绕着灰尘扑扑的电话机转了几圈。他算着口袋里的钱大概够他说几句话，线路不好的话，就得一个劲地“喂”，那么会“喂”掉他多少钱。

    晚上八点钟，县城唯一的街道上所有店家人家都关门熄灯了。邮电局的电话小窗口跟任何一家的窗口一样，一点光亮也没有。凑近了，却能听见里面有一架无线电在寻找波段。他敲敲窗子。夜班接线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自己觉得被邮局的绿制服打扮得很神气：一个人民邮递员。他问陆焉识敲窗有什么公干。陆焉识笑了笑，天黑，从小伙子的眼神里一时看不出自己是个什么人，够不够得上一个不太好的人民形象。小伙子告诉他，电话按分钟计算，假如他觉得划不来也可以发电报。他递出来一张电报稿纸。陆焉识把稿纸又恭敬地推回去，问小伙子，能不能请他先接通上海电话局。

    “上海电话局来了。”一分钟后小伙子说。

    上海的声音爬过几千公里的电话线再穿过话筒上陈年积累的灰尘从这一头钻出来。陆焉识把耳机贴到耳朵上，听见了带灰尘气味的上海普通话。

    上海女接线员不久就按照陆焉识提供的婉喻的地址查到了婉喻里弄的传呼电话号码。

    他用脑子抄录下那个电话号码，人就动不了了。什么可能都会有的。婉喻可能住得离传呼电话很远，跑来接电话的时间正好跑光了他的电话费预算。传呼电话可能已经是个陷阱，他一个电话打进去，婉喻那边一接，正好，一捉一双。还有什么可能呢？婉喻已经不在家了，被警车拉走了。他发现自己蹲在电话小窗的下面，像老农民一样蹲得稳稳当当。当犯人这么多年，干活间的休息，吃饭，发呆，没有凳子坐，都是坐自己的脚后跟。

    那个值班接线员在窗口里问他还打电话吗？

    他站起身，把传呼电话号码告诉小伙子。然后他又要了一支笔一小张纸，写下婉喻的名字和门牌号，让小伙子请上海方面的传呼人叫纸上这位女士来接电话。这样多少可以绕开点陷阱。小伙子拿着纸看了一会，把每个字都念了一遍，虚心地接受纠正。小伙子在这里闲惯了，有点事情精神非常好，普通话也拿出来了。接线员对着话筒说出“冯婉喻”三个字时，眼睛明亮地看了他一眼，为自己刚刚跟大上海通了话而骄傲。然后他告诉他的顾客，传呼人已经叫人去了。陆焉识让他立刻挂电话，小伙子一脸不解，迟疑地把电话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