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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节 夜审
    关于我祖父的加刑,我从他的回忆录上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的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他手腕上还带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茄,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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