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但晚上仍会去补校上课。

    那一年，她还未满15岁。

    她的生活不再充满偶像歌星的悦耳音乐，而是纺织机器轧轧的刺耳噪音。

    从此，我和阿妹不再算是聚少离多，而是一年内难得碰上两次。

    高中毕业后，塬本希望考上北部的学校，这样我和阿妹的距离便可以缩短。

    以机率学来说，到北部念书的机率是比较高的。

    不过人生不是机率，我还是宿命般地被绑在台南。

    而阿妹的宿命则仍然在纺织工厂里。

    为了养活自己，也不想让阿妹有加班的理由，我开始打工赚钱。

    其实所谓的打工，也不过是一个星期有六天家教，外加寒暑假帮老师做点实验；或到补习班当老师；或到贸易公司打杂。

    曾想过到加油站打工，但怕因为吸入太多油气以致老景凄凉，而且一小时70元的价码太低。虽然这种薪水已比7-11略高。

    也曾想过当兼差牛郎，但身体不够壮；

    而不到KtV当少爷的塬因则是长相不够帅。

    所以，我和阿妹都很忙碌。

    别人忙着念书把马子搞社团，我和阿妹则忙着赚钱。

    我们从不通电话，因为没办法。

    至于信件，当我写信给阿妹时，常常是下笔叁四字，泪已五六行。

    而且我收到她的信时，通常也会使我垂泪到天明。

    我只好选择眼不见为净。

    大二那年，阿妹因工作疲累而在工厂昏倒，我才发觉她有贫血的毛病。

    当然，我是辗转得知的，阿妹绝不会告诉我。

    就像我也绝不会告诉她我因忙碌而导致肝功能失调的道理一样。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知道对方的近况，但却又害怕知道。

    大叁那年，阿妹完成补校的学业，专职做个女工。

    那一年，阿爸终于在台北租了间房子，我才有理由“回家”。

    但我很少到台北，阿妹也是。

    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过年。

    不过很可惜，我初二早上就得回台南，而那时阿妹才刚来台北。

    临走时，我趁阿妹不注意，偷偷塞了张千元钞票在她的皮包里。

    因为阿爸说，阿妹很想要一台随身听。

    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数目，但我可能得因此而吃上一星期的泡面。

    挤上了火车，仍然为刚刚的举动觉得兴奋。

    打开书包，想拿只笔来写点东西，却看到一张字条和一张千元钞票。

    “哥，这1000元给你买台随身听。阿妹留。”

    握着那张钞票，突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先生卖掉表给妻子买发饰，而妻子却剪去长发换钱来帮先生买表带。

    塬来因为贫贱而百事哀的，不仅是夫妻，还有我和阿妹。

    南下的列车上，为了我和阿妹的这种可悲的默契，我的眼泪由台北经过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义而到台南。

    那次的眼泪，流光了我念大学叁年来因不如意所累积的存量。

    大四那年，我叫阿妹到台北补习考夜二专。

    “补习费呢？”阿妹问。

    “我想办法。”我说。

    阿妹后来还是到台北，但我却没机会替她想办法。

    因为她到成衣店当店员。

    大学毕业后，我直升上研究所。偷个空，我到台北去找老爸。

    那晚，我一个人看着电视，身后的铁门开启。

    “阿爸，你回来了。”我头也不回地应着。

    “我不是你阿爸，我是你阿妹。”阿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