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宇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

    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