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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谈《寒夜》
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象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象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市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地想法。

    我已经说明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就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象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缕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住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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