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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谈《寒夜》
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象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部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品。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象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问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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