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谈《寒夜》
时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经以那样的形式跟读者们见过面了。连我也无法替它掩饰,也不想为它的缺点辩护。
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象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也想不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夭儿子便死在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表扬”了他的“德政”,我又在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钟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害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会想起把钟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钟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象汪文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象钟老。据说他进医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象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听说他是因别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最后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我为他们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懊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目见,也根据范予病中寄来的信函,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逐渐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不应当早死,也不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旧社会,为他们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象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好象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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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