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耳朵。”

    “挂耳朵？”

    “这是我们里头的话！”吕芳笑了起来，“就是你的档案里，思想栏上给打上了问号——”吕芳用手划了一个耳朵问号，“你晓得的，高宗汉是个大炮，他老先生一跑回去，就东批评，西批评，又说里面的人造铁路方法落后，浪费材料，这样那样，你说多么遭忌？有一阵子，国内真的有计划造铁路通新疆了，老高兴奋得了不得，到处向人打听造路的蓝图。他在朋友家里，碰见了一个他们铁道部的工程师，还是个清华毕业生，大概是参加筑路计划的，他兴冲冲向人家盘问了一夜。那个人写了封信，密告到他组织里。那条铁路，通西伯利亚，与国防有关，一个留美学生，查问得那么详细，居心何在？就那样，那封密告信便像一道符咒，跟了高宗汉十几年，跟到他死那一天——”

    “高宗汉——他死了么？”吴振铎坐直了起来，惊问道。

    “这些事都是他太太告诉我的——”吕芳叹了一口气，“他太太后来调到上海工作，跟我私下还有些交往，她叔叔是高干，托人打听出来的。老高自己，遭人暗算，至死还蒙在鼓里。他在铁道部一个单位里窝了十几年，做了绘图员，总也升不上去，老高的个性，怎么不怨气冲天？同事们都讨厌他，一有运动，便拿他出去斗，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又留美，正是反面教材的好榜样！文革，老高给整得很惨，被罚去拖垃圾，一天拖几十车，拖得背脊骨发了炎，还是不准休息。有一天，他的尸体给人发现了，就吊在垃圾坑旁的一棵大树上——”

    “嗳——”

    “他这一死不打紧，可就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杀者的家属，黑上加黑。他太太打电话到火葬场，那时北京混乱，死的又多，火葬场本来就忙，何况又是个‘自绝于人民’的罪人？便不肯去收尸。你知道，北京的夏天，热得多么凶猛？两三天尸体便肿了起来。他太太没法子，只好借了一架板车，跟两个儿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汉的尸体盖上了油布，自己拖到火葬场去，走到一半，尸体的肚子便爆开了，大肠小肠，淋淋漓漓，洒在街上，一直洒到火葬场——他太太苦苦哀求，火葬场的人才肯把尸体烧化，装进骨灰匣里去——”

    吕芳和吴振铎两人都垂下了眼睛，默默地对坐着，半晌，吕芳才黯然说道：

    “临走前，我还去祭了他的。我买了一只小小的花圈，夜里悄悄掩进了他太太家，他太太不敢把他的骨灰匣摆出来，一直都藏在书架后面，我去了才拿出来，我把花圈摆上去，鞠了三个躬，算是向他告了辞——”

    吴振铎半低着头，一直静静地听着。

    “吕芳——你知道——”吴振铎清了一清喉咙，缓缓地抬起头来，“有一阵子，我还深深地嫉恨过高宗汉——”

    “你嫉恨高宗汉？”

    “也怨恨过你！”吴振铎苦笑道，“你一直不给我写信，我便疑心你和高宗汉好了，从前高宗汉也常常约你出去，我知道你一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你们又是一块儿回去的。”

    “我很喜欢高宗汉，喜欢他耿直热心，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我嫉恨高宗汉，还有一层原因——我一直没肯承认，”吴振铎的脸上微微痉挛起来，“他有勇气回国去了，而我却没有。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病，总好像自己是个临阵逃脱的逃兵一般。你知道，我父亲——他也是个医生——死了几十年了。平常我也很少想起他来。可是接到你的信以后，一夜两夜，我都梦见他，梦见他不住地咯血，我怎么止也止不住，便拼命用手去捂他嘴巴，他是个肺结核专家，救过许多人的命。他一直是要我回去的，去医治中国人的病。你看，吕芳，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医过，一个也没有——”

    “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