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铁红，是铁山的女儿，伊利亚是我的母亲，后来她改名叫陈莉雅。1950年的那一天，按公历是1950的1月1日，按旧历则还是1949年11月，我出生在从安徽往上海的行军途中。我的母亲骑在马上，我就从她的两腿间滚了下来，所以，我是在马背上出生的人。

    父亲看着马背上鲜红的血，说，就叫铁红吧，革命要流血，共产主义的前景也是红色的，红比黑好，比白好，红让人兴奋。

    我的父母就抱着我参加了土改，这场发生在江苏接近上海的农村土地改革，使我母亲的信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自从和我父亲结婚后，母亲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父亲的事业中。她先是参加了父亲所在的抗日队伍，经历了重夺滇缅公路的战役，她把对纳粹的仇恨都发泄到了日本人头上。随后她支持丈夫投身共产党，因为这是丈夫的理想，是他所有“主义”的总结以及惟一可能实践的地方。对于母亲来说，她的信仰已经转化成一种马上可以实施的行为，而不再是阿尔伯特那种对迟迟不来的弥赛亚的盼望。所以，她非常支持丈夫投奔共产党。

    1945年抗战胜利后，铁山开始为这个计划作准备，他调到了北平，任装甲团团长。1945年的一个冬夜，铁山率领他的装甲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北，成为抗战后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队伍。铁山的起义行为日后在性质认定中引起争议，因为其性质不像是一次起义，后来发生的起义事件大半都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情形下发生，而铁山面临的不是这种情形，他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处境危机，甚至可以说前途一片大好，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起义呢？惟一的解释是，铁山可能早就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但资料显示，中共并没有所谓铁山这个地下党员，解放后铁山也没有被当作地下党的功臣对待，他的党龄也没有从1945年之前算起，反而是从他起义不久后算起，因为履历上很清楚地写着，他的入党日期是1945年12月3日，就是他率部起义后的一个月。

    由此可见，只有一种解释是说得通的:铁山在起义前早就是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才是事实的真相。他比那些从闽西农村为了吃饱饭而参加红军的将领们更明白什么叫共产主义，也更真诚地投入他的事业，因为这是他的“主义”。铁山不是为了吃饱饭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仅为这个，他就不会离开他的富裕家庭。所以，他起义后很快得到上级信任，仅几年时间就升任师政委，成为当时渡江部队的重要指挥官。

    在渡江前的一年中，部队驻扎在安徽，铁山所在部在屯溪附近的农村开展了土改。

    我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她穿着部队的军装，戴着军帽，颇有些英姿飒爽的味道。可是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却隐藏着父母第一次婚姻危机的征兆。

    铁山自从参加了共产党，我是说在他正式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热情高涨，到了无法自制的程度。在他看来，他过去在书上看到的某种前景马上就要实现，他认为从时间上看也就是几年的样子，这使铁山狂喜。他竟然认为，一旦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就会马上实现社会主义，再过几年，共产主义就来临了。铁山被内心的喜悦念头缠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他一天工作达十六至十八小时，除了吃饭，他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他仍然精神焕发，这只能理解为信念使然。铁山对吃饭的要求降到最低的程度，只要一把炒米就可以对付，这是他在汽车队留下的习惯。

    伊利亚开始不习惯这种生活，倒不是说她贪图安逸，事实上她已经跟着铁山吃了不少苦。她也答应铁山在革命胜利前不生孩子，问题在于铁山的生活实在太过简单，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为了革命理想他可以牺牲一切。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长达几个月无视她这个妻子的存在，不和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