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 “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安静，“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生活怎样？”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