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他却选择了后者。这才轮到当时跟他同在县委秘书室当一般干部的县委书记上去。

    “那好。我先说说我的意见，文章还靠你们写。”

    县委书记接着谈了他对报告的设想。全文分几个大部分，每一部分分出几点；每一点分出几层，等等。极其详尽、完整。

    “很好，很好。”还没有把县委书记的意见记录完，材料组长就叫起来，“报告出来一半了。”

    “莫瞎叫。”县委书记横了他一眼，“我只是搭个架子，行不行你们还可以推敲。请你们来，就是让你们都动动脑筋的。这方面，你们是行家。”

    “你自己就是行家。”材料组长坚持不懈地恭维说。

    “我算什么行家，晓得一点路子就是。”县委书记还是板着脸。不过，心里头并不觉得材料组长的话是什么奉承，因为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他以前在秘书室写过无数各类报告，于此道是很精的。“当然，那不足为训，”他说，“应该向国家水平看齐。”那些中央大笔杆子把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整理成政策条文，逻辑极其严密，而文字又活得很。

    要求这样高，大家深受鼓舞。这等于把他们同国家水平等量齐观。几个从学校和文化单位抽来的才子十分激动，很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情怀。

    剩下来的便是忧虑，担心辜负了县委领导的信任。只有材料组长摆出一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架势，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听完县委书记意见后，离下班还有一个多钟头，本来是可以议一议，甚至分分工的。但材料组长让各人回去，安心休息，明天上午再集中。文章千古事，急不得的。早急三年，孙子都生出来了。

    材料组长胸有成竹。第二天材料组的人到齐之后，他给每个人分发了一张报纸，分别是好几个省的党报，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登载着那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全省学大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要点事先都用红笔划出来了。

    “先看一看。看要点就行。看完了，我们的报告就出来一半了。”材料组长把昨天恭维县委书记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家狐疑地看看他，然后低头潜心研究手上的报纸。然后纷纷举头，若有所思。尽管省份不同，报告人不同，那些报告的要点大致都是相同的。而所有这些相同的要点又都好像早就在哪里见过。他们赶紧拿出笔记本，翻到昨天记录的县委书记的意见。这才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些意见的渊源。县委书记更高明的地方是集了所有那些报纸要点的大成。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大小标题是书记定的，叙述就照这报上的。举例的地方只要改个地名、人名就行了，当然，我们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比方各种数字，就不好照人家的抄。”材料组长指挥若定。谁负责去统计有关数字；谁负责剪刀、糨糊；谁负责誊写。他管总的——怎样剪贴，插哪些话把剪贴之间的不连贯变连贯。

    材料组长干得很紧张，很艰苦。宣传组办公室的灯光连着亮了好几个通宵。

    他们是在搓麻将。报告的初稿早就写好了。材料组长不肯送审。“送早了，百分之百是要返工的。让你返工是领导的责任。什么意见没有，领导也就不是领导了。”

    不过，他们还是打了一个正经的夜班。

    县委书记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到报告初稿送审的当天下午才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看完了，他让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材料组的几位秀才，晚上仍到常委会议室集中，把报告再扣一扣，他亲自参加。

    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方式，给报告润色。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删去几个字，某一段需加进几个字，边念边听边改，当场定下来。这是报告起草的最后一道工序。不论对初稿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必须进行的。

    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