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 “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酉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耙,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象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 “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间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分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记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范汉儒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国家干部,请你嘴上长点德性!刚才你上卡车时,不是拿出手枪来了吗!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肝,看看我的肠道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从胸膛憋出来这段话后,象喝醉酒的醉汉一样,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撩开衬衣,露出光光肚皮,愤愤地说, “哪位身上带着削苹果的刀子,递给崔队长!让他扒开我的肠胃,看看是……”范汉儒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他有些烧糊涂了。
车厢里顿时炸了锅,“不平则呜”之声,从车厢每个角落传来:
“崔队长!延误了治疗时间,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了!按政策应当有享受医疗的权利。”
“我们要上书党中央,告你践踏劳改政策!”
尽管“啥子队长”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毕竟是没经过大阵势的“雏儿”,在乱哄哄的抗议声中,他有些心虚了。为了不失体面,他咋唬范汉儒说:“告诉你,车厢中闹事都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是啥子病也没有,到了山西咱们再算帐!政府对一切罪犯都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你们去个人到九号车厢里,把随车的医生找来吧!”说完,他匆匆在一张纸片上写了“通行”二字,并签上他的大名后,就到前边的车厢去巡视了。
我自愿为范汉儒去寻找医生,一则可以串车厢看看车里的全部“货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女同胞的车厢中,能找到“六点钟”时刻挂念的陶莹莹。拉开我们车厢的门,我立刻惊异地站住了:陶莹莹正站在车厢和车厢接连的过道上。她不再穿着带有号码的黑色囚服了,上身穿着一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