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黑呢短大衣，腿上穿着一条古铜色的灯芯绒的军裤，脖子上围着一条花格围巾——她手提着一个医疗箱，似正想推门走进我们的车厢，但又十分踌躇的样子；我拉车门的声音，使她迅速转过身来，并且发现了我。我欣喜到不能克制的程度，激动地伸出一只手：

    “你好！陶医生！”

    她持重地看了看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我……我不认识你。”

    “不能一获得了自由，就得了健忘症嘛！”我说，“在那块土地上，我不是还为范汉儒同志，装疯卖傻地给你拍过‘无线电报’吗？‘范汉儒这小子又去养鸡啦！’ 当时，你在田埂埝上还向我点头表示过谢意呢！”

    “噢！”她的记忆复活了，向我伸出手来。

    “为什么站在这儿挨冻？”我问。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串车厢巡诊，走到你们这个车厢门口，不大好意思……” 她很窘。不知是由于她天性喜欢低头，还是当女囚时，低惯了头，她和我说话时，两眼一直看着脚尖。

    “你来得正好，总指挥正命令我到九号车厢去找随车医生呢！真想不到就是你。”

    “有病号？”

    “范汉儒。”

    当我把陶莹莹引进我们车厢时，她如同一个受到夹道欢迎的“首长”。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更多的是向她行注目礼。那热烈劲儿，绝不亚于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中，那个女主人公出现在众多粗犷男工面前时的情景。其实，按世俗的观点来解释，她的身分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卑贱，因为她当过地地道道的囚徒。但她在车厢里所受到的礼遇，在“男儿国”中可谓盛况空前。尽管车厢里已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了，我们还是把范汉儒坐着的那两排椅子腾空。让给陶莹莹和 “六点钟”，以便于她为他检查身体和说一些他们之间该倾吐的那些语言。

    嘈杂混乱的车厢顿时安静下来。就好象这是一节行李车，虽然塞得满满的，但都是一些没生命的货物。我挤在过道那边的伙伴中间，虽然很想看看这幕悲剧生活中的喜剧，但理智在告诉我，应该多给他俩一点自由空间。我和伙伴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头转向车窗。

    窗外飘着白雪……

    遮天盖地飘飘悠悠……

    虽说我的两眼望着粉雕玉琢的银色世界，可是耳朵似乎丢在了那“半球”：

    “我还以为你留在……”声音很轻，好象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真想不到……”

    “我刚留场就业半个月，看起来好象是命运使我们……”

    “那边有黄河……黄河。”

    “三十九度三！”

    “那边有‘重耳走国’的遗址。”

    “给你打针吧！”

    “那边的平阳府是尧的故乡。”

    “疼吗？”

    “唐朝大诗人王维、元缜、白居易，还有柳宗元都祖籍山西。”

    “再吃两片药吧！”

    “那儿还出土‘乌金、墨玉’。”

    “水！有开水吗？”

    我猛然惊醒，忙从火车的小桌下拿出暖责来，递过去。我递过暧壶后，马上退回到这“半球”来。

    喝水声，一口接着一口……

    火车的鸣笛声……

    列车的奔驰声……

    列车钻进了长长的隧洞。

    白雪突然消失。

    车厢一片幽暗……

    那“半球”没有低语声了。

    隧洞是这么长啊！真长！“大概此刻还有人嫌短吧！”我想，“对！火车应该在这里突然拉闸，停车，或者是‘红卫兵’勒令火车在这停上两天一夜。”

    “霍”地一下，世界又明亮了，亮得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