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

    “不是可能，是一定。”

    “一定。”我心酸地望着手铐下晃动着的铁锁。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将站在黄河之滨，对我的古老祖先说——我是古老黄河的子孙。”说着，他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弯腰拾起被他抖落在地板上的呢大衣、重新给他披上，把他强接在座位上。并把这封叠成船形的信，从他手里拿过来装进呢大衣的衣兜——因为隔着车门玻璃，我看见崔队长已经点名归来，这是他返回干部车厢的必经之途。这个可气的呆子，显然不知道我的用意，还用两只手死死地捏着那只“船”。似乎还想再端详一会儿。我低声向他喊着：“拿给我！快——”

    晚了。

    崔队长已经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范汉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会有什么风险，他两眼依然望着那只“船”。在他看来，改造“右派”的政策条文上，并没有规定“右派”只能独身生活。因而这封信即使被崔队长抄走，也构不成什么问题。何况这一车厢里装的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呢？“摘帽右派”应享有充分的恋爱自由！可是我的心跳得象一面鼓，因为这封信里不但涉及陶莹莹，更重要的是涉及受人尊敬的田队长；这位正走红运的左斜眼，是不难用这封信对“黑姚期”夫妇下蛆的。山西——渤海湾虽然云水迢迢，但他只要给那边胳膊上戴“红箍”的一封函件，说他们同情犯罪分子，就会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再从范汉儒手里索取这只“船”了，以避免招起崔总指挥的怀疑，只好呆呆地坐在那儿静待命运的审判。

    崔队长一手就把范汉儒手里那只船夺了过去，他用眼角睨着他说：“刚才我对你说啥子话来？叫你老老实实反省错误！你干啥子事情，戴着手铐还叠纸船玩！真是反动透顶，甘心当花岗石，去见上帝唆！”

    “崔队长！这个纸船是我叠的。”我站起来，用身子挡住了范汉儒，生怕他再惹出什么风波，“您想，他戴着手铐能叠这玩艺吗？我不该影响他集中精力反省罪行！您……您把它还给我吧！”我屏住气，两眼盯着那只“船”，生怕他突然把它打开，那就等于我引火自焚了。

    “留着这东西干啥子用？嗯？”他抖擞着总指挥的威风，双手用力一绞，就把几层纸叠的“船”撕成碎片，往车厢角一抛，双手叉腰训！斥我们说，“你们应该对范汉儒展开积极的斗争么！范汉杰的亲弟弟，一窝儿反革命！要是放在社会上，早该送他上火葬场了！他还不感激文化大革命的恩德，还有心玩……玩啥子纸船。你要坐船上哪儿去？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别做那个梦了！等着你的是严管队……” 他说尽了革命词汇，又抖尽了威风，直到他说得口干舌焦，才披着棉大衣风风火火地走了。

    阿弥陀佛！范汉儒在这次挨训的过程中，一声没吭。也许是手铐，让他多多少少清醒一点了吧！我长出一口气，掏出手绢擦着汗。

    伙伴们从车厢角，把那只撕碎了的“船”——一堆纸屑，给范汉儒找了回来。

    范汉儒——这个从不落泪的男人，眼角忽然闪烁出泪花；接着泪水滴滴嗒嗒地坠落在他手里捧着的纸片上，掉在他腕子戴着的手铐上……

    这是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第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我替他摘下眼镜，把我的手绢递了过去：

    “事情已然过去，别难过了。”

    “真不吉利，第一封信就……”他喃喃地自语。

    “这也许是个喜兆。”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安慰他的理由，“你看！列车正驶过洪洞县界，‘苏三’曾在这儿受过苦，但是结局不是大团圆吗？”

    “可是她在被押解的途中，碰上个好心肠的‘崇公道’啊！谁知他……他…… 怎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