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应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我们的卡车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子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的土性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乌。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此地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20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后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有百十口人，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士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为他善于画猫，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五七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期间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刚刚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他建议让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种办法都想过，惟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的。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然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这儿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

    “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 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