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下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指导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取，并没抱有多大的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是铁，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作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她的问题在1979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12平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以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20年的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沾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船，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里最高的工资不足40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20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惟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儿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负责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买酒，王臻负责掌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能反串青衣，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婢》……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滨）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为了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