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下篇(9)-“死门”与“生门”
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所以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过“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 “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启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漫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辞他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