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诺贝尔,艺术化的幽默作对?
尔摩斯的启发下,看这位汉学家,直觉着,他的话是放出来给其他什么人听的。我是不是敢说,我那时候就认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选了?不过,和陈迈平讨论下来,我们认为,主攻高行健的话,也还需要几年。我们还是太狭窄于文化游戏,那时候忘记tO这类参数。
依我看,眼下真想议论高行健的中国评论家,可能不是刘再复,而是李陀等大陆80年代那时候的文化风云人物?高行健在大陆文化圈子里最早知名的,与其说是在小剧场上演的(我用来写在《剧场效果》的短篇小说里),不如说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冯骥才讨论小说的新形式,新手法。后来他们自己认为,很难说那有什么真新的东西。那个扬起来的“屁股帘“(当时文学评论语)引起大讨论和大批判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成为大批判对象之一。
在处境小改善之后,我得以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导演,高行健当时在人艺当编剧,刚写了话剧。副院长林兆华导演,想让我给他作副手。我读了剧本。我对高行健的剧本是有看法的。我觉得,他的剧本和他的小说一样,说法上的玄妙,要大于阅读快感和舞台实践的魅力。换句话,他比较像为评论家二度创作提供的原本创作。我在大学里读过些当代“外国戏剧”手法,我能在他的剧本里找到对照,而刺激我的创作欲的生命本源性东西不那么多。并且,林兆华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难说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剧本,他也喜欢用说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说不出来的诱人的地方。我委婉地说了我认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当然是自我坚持的,是非常温和的,不过,是只可以领会他,不可以向其他创作合作者开拓的,而我,宁愿剧作者是激烈对抗的,那更可能出现新创作。大不必为一个戏搞僵了关系,于是,我就骑车走运河,写自己的去了──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说,我是认识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时候,从来不谈小说,不谈创作。我主观地想过,因为观点不很相同。不过,作为朋友,有的时候,你居然会有比以为的生命既创作的更多的真正话题。这种感觉,我倒是从高行健那里体会到的。是90年代初,我到法国作访问学者,私下里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里生存。行建给我的指点非常直接。一点饶弯都没有。那时候他靠卖画为生,(尽管他的画我觉得也是说法大于“看法”。)说写作是绝对不能吃饭的。当然,他有法语,他大学是法语专业。他就这样直接摊开自己,让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怎么个活法,怎么才能以其他来养自己的文字。高行健是不是个超等作家,现在很可能成为私下争议的话题。不过,在我的感觉里,高行健倒是个诚恳的人。
在创作层面,做人的诚恳与文学表现,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通读者以为的那么大。问题是,这里其实没有普通读者的份。高行健得奖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果真是扮演对抗专制的创作者吗?作品现在被禁止吗?还是说,在商业化时代,放到焦躁的中国,他的作品没有什么出版市场?而诺贝尔不是奥斯卡,和大众阅读市场无关,不过,在21世纪“全球化”的虚幻感下,个人创作这种精神生存行为,其实空前依赖于评论的隐蔽的商业化促销,而销售是异地来的好销,是以他乡“轰动”转销的。至于转销之后,好不好销,又是另外的事了。而高行健究竟是不是中文的一流写手?外国人是不是在翻译里走了眼?这问题有点意思。依我看,人对语言的感觉是相当有地域性,内心时空性的,以为中文老大的读者们自己,也不能全以自己的口味来评定文字。而高行健文学“成功”的现象,提出了主题哲学化,空灵化,可能还和着国际文化市场(谁说不要读者的诺贝尔不是市场?)对中国创作产品多年来缺乏哲学感,内省感,史诗感的口味感?还有一个隐秘的问题:如果说,高行健的小说,虽然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