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
成了“统战奖”、 “扶贫奖”，一洲轮上一个，左派轮了就轮右派，如此等等。我们对瑞典那些个文学热心人不必苛求也不必顶礼膜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惜国力还不够强，中文地位在国外也不够高，还没有更多高素质的人加入到中文阅读和汉学家队伍里来，中国文学就不大容易被国外读者了解。这没有关系。中国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进入什么“8强”或者“16强”。中国有13亿人，加上海外华人，已经是一个大的“世界”了，足够让我们“走向”一下了。
记：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亲历者和见证人，你曾经倡导过“寻根文学”，你有过宣言式的发言，有过像、《女女女》、《归去来》和这样的作品，现在你对自己以前的想法怎么看，你觉得自己找到了文学之根吗？这个根是什么呢？
韩：我一直在阅读外国书，有时也翻译一些，自觉对西方兴致勃勃。但不知道“中”，何以知道“西”？就像你不知道男人，何以知道女人？我在参观拿破仑纪念馆的时候，那里的法国工作人员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是从中国拿来了科举制，从而建立了他们的文官体系。我们还可以知道，欧洲的基督教来自中东，欧洲的数学来自印度和阿拉伯。这就是说，西方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所谓中、西文化的简单对立从来不存在。我们并不需要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这样才能光荣加入西方文化。“寻根”在1980年代中期的提出，意在倡导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清理，意在通过这种清理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汇，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并不是希望作家都钻进博物馆，或者开展文学上的怀旧访古十日游。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过时，在未来的文化、经济、政治建设中可能还有重要位置。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对全球化的参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寻根”问题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不能代替其他问题。所以“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些。我吃了土豆，你就说我“土豆派”。我同时又吃了番茄和黄瓜，那又算什么“派”？如果每谈一个问题就可以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脑袋可能忙不过来。
４生活使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记：你觉得公共媒体对一个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韩：中国经历了革命热，眼下正在进入市场热。革命没有什么不好，但革命一偏向，可能通向极权社会，我们对此有过历史经验。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市场一偏向，可能通向资本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现实经验，特别是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社会正处于动乱和衰退的困境。中国文化人经过 “文革”以后对极权多了些免疫力，但面对冷战以后世界的重组与变化，知识界反应的迟钝无法让人恭维，无力诊断现实社会和人生中很多疑难杂症。“三农”的深层问题由一些基层实践者提出来了，但知识界大多久久地沉默，或者视而不见，拿不出理论解释框架。权力与资本的互相转换和串通，这一类常见的复杂现象居然总是简化成一个批极“左”。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历史、地缘等方面很特殊的大国，要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摸索，需要艰苦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界和公共媒体在这方面至少应该有个及格的表现。
记：你有一个说法就是“公民写作”。通常我们听说还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你能说出“公民写作”和其他写作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吗？
韩：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记者问我，你坚持关注社会现实，你的写作是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我说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写作”，还不如说是“公民写作”，因为关注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非知识分子独有。这只是讨论中随机的说法，所谓“因病立方”，不是要提什么口号。我一直不大了解有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