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
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讨论,没有什么发言资格。
记:很多读者不能忘记你翻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书被看成是政治反思小说,你成了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一个作家。到1990年代你批判的锋芒更为强烈,在你的写作中昆德拉对你的影响大吗?
韩:我受到过很多作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昆德拉的影响。翻译就是精读和细读,因此昆德拉给我影响更大也未可知。他的眼界和手法都非中国“伤痕文学”所能及,政治批判与人性的追问融为一炉。但这并不妨碍我挑剔他,对他的某些思考和表达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与“重”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关注“存在”的现象学时髦,他其实也不必去赶。当然,不满意也是受影响,可以视为一种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一个作家读书就像吃饭,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体说哪一些鱼肉长了我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些瓜菜长了我的哪一块骨头,恐怕不容易说清,说清了也不值得你相信。
记:人是文化动物,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这个族群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实现,知识分子的质量集中表现了整个族群的质量。很多读书人经常感叹民众的愚昧,我看你的不少随笔都在反省知识分子的问题。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在现在这个讴歌物质化的社会潮流中,你的审视和警觉显得很孤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准确。
韩:我并不孤立,志同道合者很多。也许不到20年之内,我们眼下很多流行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面目全非。比如随着绿色GDP和人文GDP概念的提出,最权威的经济学原理和最主流的现代市场制度,都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随着中国物质匮乏的时代基本过去,在脱贫焦虑感大体缓解的时候,人们也将更为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地来比较中外文化资源,可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对全球文明建设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这不是说几个文化人想怎么样,而是生活现实逼着文化人只能这么样。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创造之源。生活的推进,总是使一些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