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根
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暖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
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但有一点似应指出,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国优秀作家与某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我们对此缺乏材料以作描述。但至少可以指出,他们是有脉可承的。比方说,美国的“黑色幽默”与美国人的幽默传统和“牛仔”趣味、与卓别林、马克·吐温、欧·亨利等是否有关呢?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呢?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小说和哲理戏剧,与欧洲大陆的思辨传统,甚至与旧时的经院哲学是否有关呢?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觉派”,与佛教禅宗文化,与东方士大夫的闲适虚净传统是否有关呢?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与希腊神话传说遗产的联系就更明显了。他的《俊杰》组诗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举行圣餐的形式,散文与韵文交替使用,参与了从荷马到当代整个希腊诗歌传统的创造。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来自艺术界。小说中写了一个画家,属现代派,但他真诚地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很少提及现代派的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没,含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创造了杰作。这就是后来横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现在从外汇券到外国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但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后而得 “复出”,光照整个地球。我们暂时不必追究汤氏的话是真知还是臆测,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抱有类似的观念。科学界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学界的托尔斯泰、萨特、博尔赫斯等,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也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黄河两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