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不宽裕，她爸爸一个学期只给她一千块钱，她只好跟了一个台湾人，一周去他那里两回。那人每个月给她三千块钱，还给她买了手机，待她倒也蛮好。”

    “没有人打你的主意？”

    “唉，我又不漂亮又不性感，谁瞧得上啊。再说，我就是穷死了也不会走那条路。多没意思呵，代价太大了。”

    “来，干杯。”我被她的话所打动，手中的小瓶墨西哥柯罗拉啤酒举了起来。这样的女孩子不太少，但也不太多。我欣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立场同原则。

    “我想挣一些钱，”她啜了一口绿薄荷，把高脚杯轻轻放下，“我想买一台五千块钱左右的电脑。”

    “五千块钱可以有很好的配置了，”我假里手地说。

    “就是，我们同学就买了一台，好让人羡慕的。”

    “那你打算怎样挣这五千块钱呢？”

    “为这事苦恼着呢，”她用一根指头把垂在脸前的长发挑到瘦削的肩后去：“要是找份工作吧又怕耽搁了学习，为了买电脑吧又不得不去找点事情做——我做啥事好呢？”

    “还是到我们杂志社来兼着做录入吧，上半天班。”

    “不不不，那样挣钱太慢了，”她声音略略高起来，“我也顶讨厌你们编辑部的那个厉什么，总喜欢故意在我手上摸来摸去，讨便宜的样子，下流。”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三里屯热闹得像要把人如气体一般挥发掉。各式各样的人穿进来涌出去，妖冶的女人、蓄马尾辫的男人、异香扑鼻的洋人，还有一些神态不男不女的年轻人，都在眼前活剧似地晃动，狂欢般的热潮轻易地卷走了安静的谈话。

    小俞看了一下表，望了望我，意思是咱们走吧。

    关于小俞要怎样挣到五千块钱来买电脑的事自然没有结论。我想她有一些同学会对这样的问题报以轻蔑的一笑。小俞是个好姑娘，与此同时她也是个有些乏味的姑娘，因为接下来的谈话都有点近乎客套，东聊一下西聊一下，缺少兴奋，缺少快乐。虽然我对她并无奢望，但至少我还是愿意周末之夜遇上一个好的异性交谈对手。即使没有什么故事，总还多少有那么一点风情或微妙的电光石火吧。

    “那就这样，”因为四周太吵闹，我声音很高地说，“我送你回家。”

    在的士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我觉得疲倦，也觉得惘然。我后悔刚才喝的是温和的柯罗拉，其实我应当来一点有劲的白兰地，在北京，所有的周末，我都渴望有一种刺激。不知为什么，这种时候，异乡人的孤单总是有点挥之不去。我忽然想起蒙克的那幅著名的画：在桥边有个人捂着自己的耳朵张嘴尖叫。我现在蠢蠢地有种想尖叫的感觉。

    有两部闪着红灯的警车停在立交桥旁，一个站在前面的警察扬了扬手，的士顺从地停在了路旁。

    “请拿出证件来，”后车门被打开，探过来一张柿饼般的严竣的脸。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看过身份证和暂住证后警察没有马上把它们物还其主，尖锐的目光电筒一样朝我和小俞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说她是我以前的同事，怎么啦？

    “你下来一下。”

    我跨出来，才发现这警察至少有一米八Ｏ，长得浓眉大眼，只是脸型不大好，像柿饼。

    “她叫什么名字？”

    “俞丽萍。”

    “你们从哪儿来，去哪儿？”

    “从三里屯过来，送她回去。怎么啦？”

    “以前的同事，同什么事？”

    警察毫不松懈地盘问下去，还问了些其他的问题，我有些恼，反问道：“你看我们俩像干坏事的吗？”

    “那可说不上，”警察声音怪怪地，“这年头好人坏人也不全写在脸上，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