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经过了这番节外生枝，我愈加有朝车窗外的天空尖叫的冲动。送完小俞的回程路上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一点四十。的士沿着宽敞空寂的三环路疾驰，在车轮擦地的沙沙声里我忽然觉得莫名的空虚，想一个人再杀回三里屯去喝他个烂醉如泥。这时我远远瞥见车窗外“凯宾斯基饭店”的霓虹灯，想起离那儿不远有一个名叫“６０年代”的酒吧，我跟司机说，靠右，靠右，过“凯宾斯基”就停。

    我越过栏杆，向马路左侧的一个由红绿两色霓虹灯包围的玻璃门走去。春夜微凉的风轻抚着安睡的首都，使人莫名其妙地想到摇篮里的童年。我把衣领竖起，仿佛要把空虚同躁动还有晦涩的期待包裹起来。

    我把那张玻璃转门推开，喧嚣的声音同混浊的暖气像一群苍蝇扑到脸上身上，我不由得打了一下寒噤。

    “６０年代”是北京一位笔名叫“呆瓜”的作家带我来过的。这位呆瓜除了写一些小说和时尚文章，就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泡吧同泡妞上，四十一二岁了，离过两次婚，脸上却常常有一种初恋的年轻人的激情的毫光。

    “只有泡吧和泡妞才使我有写作的灵感，”他朝一支AB牌的暗褐色烟斗里填进异香扑鼻的荷兰烟丝，“海明威和西默农就是这样在酒吧里浪掷他们的生命和才华。”

    他有些自命不凡，有些高谈阔论，但也有些神秘，因为我始终弄不明白他哪里来的钱抽那种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小圆铁盒的专门的烟斗烟丝，而且就连打火机都是奢侈的Zip牌。这是三个月前的一个周末之夜。我按五百块钱一千字付给呆瓜一篇专门写咖啡和香烟的男性时尚文章的稿酬，他高兴地打来电话约我到“６０年代”聊天。他说他已经三天没出门，嘴巴憋臭了，“要大大咧咧痛痛快快地挥霍一把语言。”

    我们坐在离乐队很近的吧台旁，屁股下头是南方人的国语一样生硬的高脚吧凳，我把装了稿费的一只信封递给他，他看都没看就插进羊皮风衣的内口袋里，“够我们喝得昏天黑地的，”他说，声音异常洪亮，“今晚上我们俩谁要是能走出这张门谁就是这个。”

    他伸出一只手，小拇指在我眼前白生生地晃了晃。

    午夜的“６０年代”有一种区别于三里屯的阗嚣，因为那阗嚣里分明有一种暧昧的气味。朦胧灯光下的那些模糊的面孔莫不有模糊的蠢动同兴奋。所有的凳子上都坐了人，有的凳子上甚至坐了两个人。这些人在碰杯，在拥抱，在毫无顾忌地接吻，空气很闷，很多人都脱得只剩下短袖Ｔ恤，包括一些丰满性感的女人。我找不到坐位，只好靠吧台站着，那位置正好是上回我同呆瓜坐在一起买醉的地方。

    乐队刚刚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架子鼓手一阵雨点般的鼓声忽然疾泻下来，酒吧里的许多歪七歪八的腰就直了起来。一个穿低胸白衣长裙的女孩走到只有两张圆桌大的台子中央，开始演唱一首英文歌《卡萨布兰卡》。那张脂粉很厚的漂亮的面孔我已熟悉，但我还是禁不住朝她的喉结部位望去，顶光照射下，那地方恰恰在一片阴影里。她才唱了几句，酒吧里一阵夹着口哨声的喝彩便在我四周乍然响起。我当然清楚这绝对不是为了她那只能称为平庸的演唱。呆瓜那回告诉我，这女孩是做过变性手术的。在“６０年代”唱歌的四个女孩都是她这样的变性人妖。在她们来表演之前这里的生意可没有这么火爆。她们与酒吧签了三年的约，现在已经演唱一年多了。我端着白兰地环顾四周，瞧见了另外那三位漂亮的人妖散落在人群之中，虽然灯光昏暝，她们仍然醒目如暗中绽放的白睡莲。我知道其中一个绰号叫藤子的长得惹人怜爱，不少常客都是冲她而来。藤子有一张圆圆脸，眼瞳里总是有一种柔弱无助的奶汁一样流动的目光，让很多人着迷，都浪叫着她的绰号让她坐到他们的膝头上，于是她要像一颗跳子棋一样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