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恭喜你。”他一说完就颓倒了回去，我连着棉被撑住了他。

    “阿芳，”所以他又开口，“这一上台要跳多久？”

    “巡回演出前后要半年。”

    “那跳完以后呢？你夏天会不会回公司？”

    经西卡达一提，我想起了我的留职停薪身分，离开公司快半年了，归队日期也预定在半年之后，我在一片歌声划酒拳声中认真思考，摇了摇头。“不一定，我有点想写作。”

    吐出真言，我当下羞怯了，于是絮絮不休起来：“不知道能写出什么，我很想写一本有关自由的小说，已经读了不少相关理论，故事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什么情节也编不出来，没什么对象，没什么冲突，没什么悲剧，连白色恐怖都是笑料的年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西卡达？我说的是我们的生活，沉闷、雷同，像是只有五个音阶的琴键，要怎么激荡出旋律？我吃快餐泡面，我喝速溶咖啡，我进电影院看血淋淋的暴力美学，但那多半虚假，我读后设想立场意识流小说，但那多半做作，原来我们是没有故事的一代，我们是没有美的一代，要说我无病呻吟，那我没办法上诉，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西卡达？”

    没有回应，我偏头一看，西卡达已沉睡在我的肩膀。

    回到我的部门席位，酒酣耳热的同事们对我采用起围剿攻势，从来就是不喝酒的人，但今天我喝得豪放，自忖顶多是气喘一场，我干了许多杯，发现这种泡了酸梅的绍兴酒相当可口，小乐团歌手的嗓音洋溢着浓厚的风尘味，格外挑逗了我今夜的愁绪迷离，微醺中我史无前例地捧起酒杯，逐桌敬酒而去。

    沿着长条饭桌，我一路收听新闻，每当选举落幕，领了当选后谢礼金以后，就是同事们蠢蠢欲动的跳槽时分，这于我们公司也算是传统，在非选举年度里，公司总要大量流失人事，多半的人往广告公司靠拢，带着一支锐笔，逐高薪而居。台北是一座山，我们是生而只能往上爬的白领阶级。这时一听，接近半数的同事都将要离开。

    到了企划组老同事那一桌，我被拦了下来，老板正好也在，几个同事起哄问我夏天归队一事，我据实回答，弄丢了留职停薪证明，竟然有人当场就重新起草了一张，多半是为着讨老板开心，在大家的闹剧式胁迫中，我重新画了押。

    那么多双臂膀旋即抱住了我，虽然这些同事之中，有半数的人已不再恋栈公司。

    我的酒洒了满桌，有人给我新添了一杯，举杯再喝，我与大家应和着小乐团，都唱起歌了。这是我所曾经深深厌倦的公司，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更换承载在打卡单上的人生，让我迷惘的是在同事的胡闹中我再度感觉到了温暖，同命相依的趣味，我怀念起了那些群体作息中的虚情假意，虚情假意中的一丝真心，我并没有与他们不同，都是在平淡中求生，追寻生活中点滴动人的细微处，等待着沉闷中小小的悲喜。

    搁下酒杯，只因为突然感觉饿坏了，巨大的饥饿。同事传递给我一碗新盛的猪油拌饭，满桌的台式大菜，竟然样样顺口，我举箸不停，以酒送饭，渐渐狼吞虎咽起来。

    “真是稀奇啊，没看过阿芳喝酒。”一个同事喊着说。

    “还喝酒咧，连阿芳吃饭我都没看过。”另一个同事这么回答。

    这一夜每个人都失之滥情，我知道最后一定是这种场面，纵横公司常年经营辅选，在酒肆间就是以凶悍著称，连公司自己人聚餐，也要阵线混乱地互相猛灌，当老板上台开始主持抽奖时我们都已跳起了舞，仿佛记得我被推举到了台前，噪闹欢声中大舞一场，怎么下台我已经不复记忆了，只知道再睁开眼时，我就在那幢老祖母眠床上，四周非常窘迫，整张床上荒唐地挤满了六个烂醉的同事。

    什么人懒洋洋地唱着《爱你一万年》，我一转头，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