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陆天明来说，使命感，历史，人生，这三大概念是他的小说创作的支柱。当然，这样的概括方式很容易造成雷同化，但毕竟每个小说家有着属于自己的创作形态，不仅题材不同，而且在审美追求上也必然会留下个性的烙印。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天明有过、、，还有眼前的这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相比之下，明显不同于以前的作品。、隐含着他的人生经历及青春时代的苦涩记忆，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曾有一段“屯垦准噶尔”的岁月。

    而最为读者熟悉的、后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则揭开了新时期以来最复杂、也最富阵痛感的一页，它涉及到了改革或治国的主旋律。如果说，这三部长篇与天明的经验相关，或是他的具体生活感受的艺术兑现，那则进一步撕开了中国人的生活表象而深入到了精神的层面，或有点儿寻根究底的历史文化意味了。小说所描写的人事并不是作者的直接经历，而是半殖民地的旧上海的纷繁世态，是古老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撞开大门之后的社会文化变迁，但让人感觉到，作品中不仅贯穿着作者的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以及对于历史与人生的理解，而且开始寻找一种中国人已经探索了百年的诠释：即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只能这样，或只配这样蹒跚如此漫长昏暗的生存之路。

    是一部充满了象征及隐喻的小说，譬如其中的家族短命之类，而“木凸”这一象声词，也指涉着一种宽阔而模糊的含义。作品的结尾写道：“那……人呢？人呢？我转过身，突然听到了一种古怪的声音。木凸。木凸。木凸。”接下来则一连用了二十四个“木凸”。如此冗长、悠远，如此迟缓、沉重，如此麻木、无奈。小说的寓意也就在其中了。

    这部小说所显现的，的确是一种新意迭出的创作状态。虽则依然“用力”，但明显地注入了叙述以轻松自然，即便是象征或隐喻，也是在一般读者容易接受的“写实”状态中实现的——引人人胜的故事，悬念不断的情节，复杂多面的人物个性，畅达逼真的叙述语言，都使这部被作者自称为“并非历史 主义”的小说，更加接近历史，也更加接近社会人性及特定的生存状态——中国人的人性也是个性，中国人的痛苦也是痛苦，中国人的小说只能是自己描写对象及方式，的创作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绝非“新”或“后”可以解决的美学问题。

    应该说，使命感之于，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一厢情愿，而是经由人物的命运及必然的人物性格而获得贯彻的。天明凭着他的经历与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社会文化情况的理解，也凭着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感受及尽可能不受干扰的审美经验，相当成功地铸造了诸如经易阿、谭宗三、黄克莹这样的人物，并由此而实现了的题旨寓意。

    特别是经易门这个人物，在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其独特的含义应该解释为：作为某种“民族性格”的缩影，他在以往的小说创造中还没有以如此复杂的形态出现过。经易门是第一个。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不动声色”，他的最后“归宿”，都散发出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性气息。他既是“奴才”，又是“主人”。他以独特的身分与行为，证明着他也是一种历史的折光，或一种“文化”的生动体现，甚至就是一种从远处开始、也不知在何时结束的。现实（经易门式的‘现实’）。”他最终消失了，但他的精神方式，他的思维与判断，他的把握世态的“精明”及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却依然支撑着短命而顽的“旧室”。他的命运意味深长。他不可能是谭宗三式的悲剧。他是地道的“中国货”——其实，他仍然活着。他不可能轻易死亡。而且，依然让人感觉到了他那种由麻木表情掩盖下的自如（不仅仅是“累”）。实际上，从到到，我们已或多或少地瞧见了“经易门”的身照，但真正使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明而含蓄的装束走向前台，则是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