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有广阔的滩涂。在随便哪一个渔民家里都能收集到陈年的海蜊子干。及其他海货。上海局的首长来通海视察检查工作，头一顿也往往点著名地要这种“素菜包子”吃。两只包子一大碗麦牺粥，再加两瓣生蒜一碟米醋一碟葱花拌本地产的海蜇皮一碟酒呛小蟛蜞最多再加一碟盐水花生仁，个别的再加一只当地有名的砂锅菜：栗子红炯鸡，也就吃得老满意的了。所以通海地区的老百姓一直到现在还这么讲：当年的首长的的确确好伺候。而我在通海的那段日子里，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吃这么一顿包子；不吃，还真想它。

    “那……晚上他要不吃包子又怎么办呢？”小胡想了想，又着急起来。那时候的年轻人对首长的指示总是十分认真。有时候你即便是在跟他（她）开个玩笑，他（她）们也会拿来十分认真地对待。

    “那好办。我来做给你吃！”说着，我便拿拳头“用力”地往她小嘴边“捅”去。吓得她忙伸出双手推拒，并笑着叫道：“陆主任，侬老坏的！老坏的！”

    小胡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蹦蹦跳跳地走了。院子里顿时阴凉起来。也清静许多。其实，当年在上海局协助主管首长在新解放区建立正常司法秩序、并具体分工管辖通海地区治安事宜的我那时也不过才二十来岁。换一句话说，二十来岁的我，手中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刑罚大权。通海地区判处十五年以下刑罚的，只要有我的签字，即可生效。判处十五年以上至死刑的案子，也得先经我复核认可（比如这次的谭宗三案），方能报请上海局政法委终审。因此，说当时的我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定的生杀大权，并不为过。正因为这样，机关里像小胡那样的年轻同志，都尊称我“陆主任”。其实我什么“主任”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正式行政头衔是“上海局局办室通勤组”的副组长。正因为这样，我常常要求自己用更多的时间来反问自己，你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吗？有没有更好更稳妥的方案和方法来处置当下的这个案子？我总记着中学里那个腿有点罗圈、个子又特别矮的女几何老师挥动硕大的三角板对我们说的一段话：只能用老师讲的一种方法来求解一道题的人，他虽然也能得到一百分，但仍只能算一个庸才。假如能用三种老师讲的方法来求解，那是敏才。而能用到五种以上。其中的一两种又是老师从来也没有讲过的，方是真正的奇才。她讲完，我和几个同学就故意大叫一声“哎哟”，并“瘫倒”在课桌椅下。女教员冲过来问，你们几个啥毛病？我答道，我想想我完了。这辈子肯定是庸才了。（其实那时我是班上几名功课最好的同学中的一个。）为此教导处还给我记了一个过。多年来，从她那儿得来的那些几何学知识，差不多又都还给了她。但她讲的这段并不算深奥的“奇才论”，却使我久久难忘。为此，每当需要我拿起笔给一群人“朱批”断生死时，我总要求自己留出一段时间来给自己“踩一踩煞车”。“停一停。想一想”，“想一想有什么更好的‘解题’方法，哪怕是‘老师’所没有讲过的”。这使我总是比同时代的同龄人要显得年长。老成。正因为这样，跟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面谈时，就特别不愿意跟他们谈及自己的年龄。因为那样总要引起许多误会，惊诧。你想，能不惊诧吗？同样的年龄，我看上去却要比他们大个十来岁。同样的年龄，他们还处在理想的（十分稚嫩和空泛的）激情中，刚开始接近这场伟大的革命。而我却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操作着这革命的某一部分了，而且还将毫不含糊地带领他们向前进。

    那天“搜索”完谭雪俦的房间、一无所获地出来，助手告诉我，有个“妇女同志”要见我。我满心不悦地问，哪个单位的？助手告诉我，而且还是个没单位的“家庭妇女”。我打发助手去接待。助手说，那位女同志一定要见你。你还是见一见吧。我火了。我说，全上海一百万妇女统统提出要见我。你也统统把她们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