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我心情特别不好。还不只是因为找不到那封“长信”。主要是因为一些有关于我的议论传到了我耳里，搅得我心里挺乱。这种议论有来自上边的（如果没有上边的这一部分，我心情自然要好得多）。也有来自同级的和下级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调是，似我这样复查“谭案”，迟迟做不出决定，在当前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不仅显得滞后，不敷急需，客观上也有碍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方法，应该被认为是有害的。起码也是不对头的，不能提倡的。虽然还没有人直接找我谈话，但议论的确是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的传说，上边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

    助手当然清楚我这一向的心情（和处境），便没再跟我犟嘴。而在以往，他是常常要跟我犟嘴的。因此，当我向停在谭家大门口的那辆吉普车走去的时候，他就按我的吩咐，去接待那位“妇女同志”去了。那位“妇女同志”就在大门口站着。我没想仔细打量她。甚至都不想让她发现我。只是在伸手去拉车门、弯腰上车之前，惯性地用眼角的余光，向她所在的方位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我说的“惯性”，并非是“性心理”方面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那边站了个女人，我作为一个成年男子，就得习惯性地去“扫视”那么一下。虽然这种情况在我身上，过去也经常发生。但那一天的确不是。我只是觉得她眼熟。只是想判别一下，是否真的眼熟。这种眼熟的感觉，产生得非常怪异。一方面觉得眼熟，一方面又觉得不可能。虽然觉得不可能，却又非常想再看她一眼。她个子中等偏高，年届三十而稍嫌丰腴。她不像当年上海许多的同年龄段的女子那样，把曾经是卷烫的头发挽起个马尾，用一段灰蓝的窄布条拢扎在脑后，而依然保留了那个烫卷的原样。但看得出是精心修剪过的。匀匀地剪到耳根处，修去了齐肩的部分。在衣着方面，她也不像当时大部分赶新潮的女子似的赶紧换上蓝色的大翻领双排扣列宁装，依然穿一件旧式对襟夹袄，压得板平起褶，让人总感到走近她便能闻到一股樟脑气味。质地的上乘、做工的精良，仅凭胸前那一排盘香纽扣和那一圈出现在袖口和襟边的金丝拉绒滚边，也应该说，在四五年前，甚至一两年前，仍是上海各中式客厅里许多主妇们啧啧称道的时装。只是下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穿了件并不合体的蓝布工装裤。不仅过于肥大，也略嫌粗短。鞋和上衣也并不搭配，是一双圆口的搭撵黑布鞋。我很想知道她穿的是一双什么样的袜子。但又不便盯着人家的脚细看，粗略地一瞄之下，只知是一双高档的白色锦纶丝袜之类的东西。总之，通体还没能来得及形成一种新的和谐。这大概是那时代曾发生在许多女人男人身上的一个共同景观。我觉得她一直在看着我。即便当我的助手走近她，开始询问她时，她也还在打量我。那目光并不怨恨，也不自卑，但总想表达一种执著的愿望，又不想强加给别人。

    直觉告诉我，她就是黄克莹。后来一问，果不其然，就是她。

    不一会儿，助手匆匆走来，对我说：“她还是坚持要见您。”

    这时，我已决定见她，但口头上还在问：“什么事？”

    “她说替谭宗三带了个很重要的口信给您。”

    “是吗？”我边说边启动，转身向黄克莹走去。但这时，助手反倒拦住我。他有了疑问，不赞成我见她了：“谭宗三目前正处在严密拘留审查期间，除我们工作人员以外，他根本见不到任何一个外人，怎么传得出口信来给她？再说，我们在通海经常见谭宗三。他有天大的事，完全可以直接找我们，根本没这个必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先把口信传给她，再转告过来。我看她是别有企图。还是不见的为好。”

    我笑着，反问，你说她能有什么“企图”？

    他说，那难说。

    我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