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丰富多彩的回忆。

    过去他确实没有想过这一幕，尽管他早就知道，如果他真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干部，这就是他必然的合理的唯一的结局。谁不是这样呢，人人都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但是现在的世界改变了，当你看到许多同样付出了劳动、智慧并经受了风险的人，他们的成果已经被公认由个人拥有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退了休也依然享有权利和优越生活的时候，如果你仍然除了为共产主义献身而什么都不想的话，那你准是一个傻子。

    他就几乎是一个这样的傻子，多年以来他并不去想这些，二十年的商海拼杀他也没机会想这些，可现在却必须要想了。共产主义在哪儿？谁能看得到它？一个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和他此生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的现在和将来，到底为谁而战？他的一切辛劳、一切努力莫非只是为了换取几个挂在墙上的奖状？云南的褚时健也许想了这些，所以他一夜之间就疯了。他一定是丧失了生命力量的源泉，迷失了苦海慈航的因缘，所以他疯了！他做出了愚蠢得不合常识的决定，做出了毫无理智和智慧的举动，明目张胆地从企业的账户上分钱，都不加起码的遮掩，这明明的就是疯了。但疯人褚时健的困惑是每个像他这样不疯的人也会有的。不想这个而只想共产主义的人，恐怕不属于这个时代了；声称自己不想这个而只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那一定是更虚伪更阴险更无耻的人。以吴长天的人生经验看，他非常坚信这一点！

    这几年，为了企业的利润，他用了很多脑筋去研究企业对职工的激励机制。从工资、奖金的分配到终身福利的保障，从优秀分子的特殊奖赏到领导骨干的年薪提成，成文的制度加上人为的调控，可以说，长天集团近二十万员工的绝大多数，这些年是心情愉快各得其所的。长天的工资水平不要说在吉海，就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也都是高人一等的。很多经理都开上了自己买来的汽车，银行里还存了几十万的票子。而他为自己存下了什么呢？如果不算亡妻的遗产，他几乎没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攒下一笔称得上财产的钱。

    而现在，他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因为不仅共产党在自己的政策中为股份和资本的私人占有亮起了绿灯，而且已经将这一点光明正大地写进了宪法，所以他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认真地想这个问题了。他要想的就是如何搭上这个车，将自己二十年公认的辛劳，将长天企业在自己手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转化成法定的属于自己的股本，从而不用再担心那凭空而降的一纸调令；不用担心被一刀切地安排退休；不用担心被国有企业中常见的各种派别斗争和人事纠纷困扰。在对共产主义感到遥远和空茫的多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指挥自己的企业，独立支配自己的资产的真正的企业家，而不是一个由上级任命的某一级别的干部。能决定他是否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就是那位市委书记梅启良。

    而此时此刻，也正是梅启良的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他将要进入省委常委的消息，传到吴长天的耳朵里已不止一日两日了。从地市级升入副省级，是共产党人的仕途中，含金量最重的一个台阶。副省级对于一个立志从政的人，即便不是个可将自己载入史册的起点，起码也算是个跨入高层的落点，一辈子都有了某种层次的保障。一个人既选择了从政，那么进入省部级行列，就是个必须抵达的高地，更何况梅启良今年也到五十岁了，机会已经不多。

    梅启良是前一天飞到北京的，名义上是找国务院有关部委办为吉海的几个大项目疏通一下关系，顺便看看几位过去的老首长。实际上，吴长天是知道的，在此关键时期他当然需要在北京走动走动。梅启良的秘书给吴长天打电话通报梅书记进京的消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