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百祥率先开始，话题还是从今天的寿宴扯起：“梅书记，你是不知道，今年这个生日可是我们硬逼着吴总过的。以前吴总从不给自己过生日。今天我们是把你梅书记抬出来了，说你也要来，吴总才办了这顿饭。”

    梅启良笑笑，说：“我也一样，基本上不过生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共产党教育，动不动狠斗私心一闪念，到现在都落下毛病了。”

    郑百祥滔滔不绝：“这是观念问题，实际上私心不是坏东西，私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搞企业管理，也是先要解决好职工的个人利益问题，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就好比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只有搞了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和浮财分给农民个人，才会组织起数百万支前大军，那些农民出身的解放军战士才会拼死而战。农民战士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毛泽东不实现不承诺他们的个人理想，能三年打垮蒋家王朝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到现在，才悟出私有制也不是坏东西。现在咱们国家的宪法虽然不像资本主义宪法那样开宗明义地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少也明确提出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这也是历史的觉悟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郑百祥话里的话，梅启良当然听得明白，但他精明就精明在故作迟钝上。他说：“哎，宪法这么修改，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即便是现在，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下一步吉海市委要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好好抓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部门，你们长天这种大企业，可要带头搞出点经验来。”

    吴长天说：“国企改革最大的难点，依我看，就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企业所有者，也就是说，国企没有业主。它的投资决策、利润回报、长远发展，对企业各级经营者的奖励和控制，这些业主职能还真没有人来投身进去操心劳力地负起责任。现在国企的业主是谁呢，是国家。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个人。国家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部门，也只是一个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隔几年就正常调换一批，从本能到心态，都不可能像私营业主对自己的企业那样同生共死。即使能，也施展不了，国有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事环境多复杂呀，口舌是非太多，各方面都管得太死。要是管得松了，又容易出云南红塔的褚时健这种典型。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红塔的业主，怎么管褚时健的？他有那么大的功劳。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国家又给了他多少物质激励和奖赏？很少很少。那么好，你不奖赏他，他自己来。他弄了上亿元的一个小金库，非一日之功吧，谁又发现他了？谁又制约他监督他限制他了？国企的头头儿，恐怕不止一个褚时健吧。”

    见吴长天略略有些激动，梅启良笑着帮他松弛：“怎么啦，你也想当褚时健？”

    虽然是松弛的话，在吴长天和郑百祥此时的情态下，却说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郑百祥正色道：

    “我们要当褚时健早当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贪账上的钱，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了。这次我们吴总亲自策划了一场战役，两个月内在股市上净赚了好几个亿。我们个人要是想捞点外快，自己悄悄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让自己的子女进场跟庄，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这种事我们想都没想，挣的钱全是公司的。这并不是怕你们政府的那点监督，我们是信了吴总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自概’之论，自己管住自己。”

    梅启良糊涂装到底，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正说明，你们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吗，要总结国企的成功经验，领导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嘛。”

    梅启良偷换前提的企图既明显又巧妙，吴长天不得不把意思再缓缓地拨回来：“我们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