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长天集团的主要创始人，始终是把公司当做是自己的。长天集团是靠我们自己筹集资金，自己艰苦奋斗，从小到大拉扯起来的。如果是你市委任命几个干部，政府给足了投资来搞的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梅启良在节骨眼上倒是一点不糊涂了，毫不迟疑地跟了一句：“哎，吉海的大型国企有不少家，大多数都是市委任命的干部，政府投的资，也有不少搞得很不错嘛。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现象，在有的国企确实是存在的，可你们概括出的结论，还有你们那个观点，可有点问题。”

    话既然说开了，而且说到了这么深的层次上，吴长天当然不能退回去了。他不疾不徐地争辩道：

    “国企搞得好的当然也不少，可仔细分析分析，都是各有各的特殊原因。有的是赶上了好市场，有的是借助了某种垄断体制，有的是因为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品质。可是研究问题不能光从特例出发，而主要应该去研究常态。我说的这个常态，就是指人的本性。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动力，离不开一个‘私’字，这是由几千年文化传统和历史过程形成的，不可视而不见。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而儒家文化的中心就是人伦。中国的社会也确实就是这么现实：一个人，做事情也好，尽责任也罢，都是先以自身为中心点，再一轮一轮地看出去，看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然后再决定怎么做、怎么尽这个责。忠君是忠自己的君主，守孝是孝自己的父母，爱孩子先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子女有吃有穿了，再管别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己及他。如果这件事不是为他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甚至仅仅是为一个空洞的主义、精神或者机构而做，那就不一样了。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为了个人而不顾家庭，为了家庭而不管团体，为了团体而损害国家损害民族损害天下的事，还少吗？！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在大多数普通人的内心天平上，一般来说是自己的利益更重。雷锋叔叔不是没有，但现在可不是雷锋辈出的时代了。宏扬雷锋精神的现实意义不过是惩恶劝善，提倡公德和爱心，可不是在社会分配的机制上加速进入共产主义。”

    吴长天的这套理论观点想说明什么，其实已经表达得相当露骨，但他有意地，并不联系自身的实际。梅启良听罢哈哈一笑，笑得更其老辣，他索性引带着吴长天和郑百祥二人，直奔主题，说道：

    “你们说了半天，不就是想说长天集团的产权界定这件事吗？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在中国，理论上允许探讨的事，在现实中不一定马上能办。现实中能办什么，还是要看具体的法规政策怎么说，啊。”

    吴长天知道落实此事最终必然要归结到政策法规上来，他胸有成竹地笑笑，说：“梅书记是一直关心我们长天集团的。关于产权界定问题，我们最近搞了些法规政策和财务方面的依据，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正想先送到您那儿，听听您的意见呢，明天我让李大功给您送到党校去。”

    梅启良点了头，他点头的神情是认真而又会意的，给了吴长天极大的宽慰。梅启良也就自然地，适时结束了这个还难以马上表态的话题。他站起身来说：“李大功呢，他是不是一个人在和那两个女孩子跳舞啊？”

    吴长天和郑百祥也站了起来，说：“他们都在后面游泳呢，梅书记现在还坚持游泳吗？”

    并没有谁提议，但他们一行人还是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书房，向后面的游泳池走来，梅启良说：“我哪还有时间游泳啊，我可是只有公没有私，全部时间都忙着工作了。”郑百祥揭发说：“游泳是过时的运动，现在梅书记改打网球了。我听说梅书记打得不错呢，反手尤其好。”梅启良也不否认，说：“我是左撇子，右手又强，所以难防。”吴长天马上把话接过来：“明天梅书记有空的话，我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