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她起初是听众，后来是那件新式武器的见证人，发展到最后，除了目击者竟还成了毁桥事件的参与者，好像她一直跟随着司马库，跟着他一起攀上桥墩，又随着他从桥墩跌下，司马库屁股痛时她跟着咧嘴，仿佛两个人伤在同一部位。

    正像母亲说的一样，司马家的男人，都是一些疯疯颠颠的家伙，那个盲女坐着瓮漂来，奇俊无比却双目失明，说出话来谁也听不懂，不是听不懂她的语音，而是解不开她话里的意思，她如果不是狐狸精变的，就一定是个精神病人。你想想，这样的女人的后代，哪个能正常？母亲已觉察到上官招弟的心事，预感到上官来弟的故事很快就会重演。她忧心忡忡地盯着女儿漆黑的眼睛里燃烧着的可怕的激情，和她那通红的不知羞耻地肿胀着的厚唇，这哪里是个十七岁的女孩？

    分明是头发了情的小母牛。母亲说：“招弟，我的闺女，你才多大呀？”二姐瞪着眼反驳母亲：“你像我这么大时，不是已经嫁给我爹了嘛！你还说过，你的大姑姑十六岁时就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小孩都像肥胖的小猪一样！”话说到这种程度，母亲就只有叹息了。但二姐不依不饶地说：“我知道你想说，他已经有了三房太太。

    我做他的四太太。我知道你还想说，他辈分比你大。我跟他既非同姓，更非同宗，不犯规矩。“

    母亲放弃了对二姐的管制权，一切由她自便。她表面上平平静静，但我从奶汁的味道上，知道母亲内心波澜滔天。在二姐追随着司马库胡闹腾那些日子里，母亲带着我那六个姐姐，在我家的萝卜窖子里，挖了一条通向南墙外秫秸垛的暗道。挖出来的泥土，一部分填到粪坑里，一部分垫在驴栏里，大部分填到秫秸垛旁那口枯井里。

    春节平安地度过。元宵节的夜晚，母亲背着我，领着六个姐姐，去大街上看灯。村里家家挂灯，都是些小灯笼，只有福生堂大门口悬挂着两盏像水瓮那么大的红灯，每个灯笼里插着一根比我的胳膊还要粗的羊脂大蜡烛，烛光闪闪，使灯笼放出耀眼的光辉。二姐招弟哪里去了？母亲不管不问。她已经是我们家的游击战士，有可能三天不回来，也可能突然回来。大年夜里，我们正要放鞭炮迎财神时，她身披着一件黑斗篷回来了。她故意炫耀着紧紧束住细腰的牛皮腰带，和那沉甸甸地挂在腰带上、闪烁着镍光的左轮子手枪。母亲用近乎嘲讽的口吻说：“想不到上官家又出了一个女响马！”说完这话时母亲一脸哭相，二姐却咧开嘴笑了，她的笑是准纯情少女式的，使母亲感到还有挽救她误人歧途的可能，于是母亲说：“招弟，我不能让你去给司马库做小。”上官招弟冷笑一声——这冷笑完全是毒辣妇人式的——母亲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随即便熄灭了。

    大年初一，母亲去给她的姑姑拜年，说起来弟和招弟的事情，她的大姑姑——久经磨练的老女人——说：“儿女情事，只能随其自然。再说，你有沙月亮和司马库这样的女婿，这辈子还愁什么？这两个人，都是钻天的鹞子！”母亲说：“我只怕他们死不在炕上。”那个老妇人说：“死在炕上的，多半是窝囊废！”母亲还想哕唆，她的大姑姑很不耐烦地挥挥手，驱赶苍蝇一样把母亲的话一扫而去。她说：“让我看看你的儿子吧。”母亲把我从棉布袋里提出来，放在炕上。我恐惧地看着母亲的大姑姑那张又窄又小、千沟万壑的脸和镶嵌在深陷的眼窝里那两只炯炯的绿眼睛。她凸起的眉骨上竟然没有一根眉毛，眼圈周围却生着密匝匝的黄睫毛。她伸出枯骨般的手，摸摸我的头发，揪揪我的耳朵，捏捏我的鼻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双腿间，摸摸我的鸡巴蛋。我厌恶极了她的这种侮辱性的抚摸，尽力向炕角爬去。她一把揪住我，大声说：“小杂种，站起来！”母亲说：“大姑，他才七个月，怎么能站起来？”老妇人却说：“我七个月时就能去鸡窝里给你奶奶掏鸡蛋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