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父母的苦心,他们一生就为儿女操劳,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有点钱,重庆的医院治不好,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母亲一边念叨,一边给父亲挟一筷子四季豆。
我从小就发誓:等我长大后,我什么都愿去做,什么都舍得,只要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但在这时候,我哑口无言了。
母亲没看我,心思很乱。桌上酸菜汤汤已见碗底,酸菜余下不少,母亲往父亲碗里挟。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挟菜给我。”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本地人听不清他的话,但我听得懂。父亲说,“六六要读书,就让她读,你不是也说过,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亲不爱说话,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要害。
“这事你别多嘴。”母亲寸步不让。
我气得起身离座,搁了饭碗,就往阁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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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退让,反使我情绪反应更强烈: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面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怒,刺刺冒火,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杀人的计划,放火的打算,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结束自己的计划。总之,让亲属悲痛欲绝悔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想到没有我以后种种凄凉的场面,连我自己也觉得值得好好伤心。
这么一路想下去,我竟然会感到伤害的切实,觉得肝和心脏在一块块爆裂,往我的胃道喷着鲜血,沿着食道往上猛升,然后我的喉咙堵住,气透不过来,咯咯地冒着血腥的泡沫。有时,我感到我的肠子痛苦地绞起来,打成一个哪个医生也解不开的怪结,肠子里的东西往两头挤压,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冲到嘴里。急得我赶快去找药,父亲的小药箱里有一些保治百病的药:桂皮金灵丹,牛黄解毒丸,银翘上清丸等等。
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说肠胃不舒服。他焦虑地看看我,帮我找他认为合适的药丸:清火的,驱风散热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药我赶快走开,不想告诉他肚子怎么又会突然难受起来。
过后,父亲爬到阁楼上来,问我好些了没有。
他好几次说,不要紧,你这肠胃是生下来的毛病:你恰恰擦边躲开了饿肚子的三年最困难时期,是福气。但这边擦得够重的。你在娘胎里挨了饿,肠胃来跟你要债。为了让你母亲不挨饿,也就是让你不挨饿,这一家子淘了多少气,伤透了脑筋。
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湿—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七百万人,全国饿死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
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毛并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它有关。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夹在二个悬崖间的小索桥。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眼睛移开了去。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双手狠抓头发,静止在那儿,过了一阵才开口:“别相信你的肉,别相信你的骨头,把石头扔进腹中。灰火咝咝作响时,我们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
我吓得呆住了,他朦朦胧胧的怪话,在我听来,比具体的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
过了很久,他才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