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知道，他个人开始挨整，就是在那时候写了一封信，向有关部门反映四川饥馑的现实情况。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而我还没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门，他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拘押检查。他写的只是说这场饥荒是干部造成的。干部们都讨好上级，往上爬，集体哄瞒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一连好几年坚持谎报特大丰收，饿死多少人，没见一个人承担责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说这些事的，他们软弱而善忘，他们心宽而不记仇。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二年中一直忍着饥饿，剩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二斤，节省给本省二斤，节省给本市二斤，节省给本单位二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饥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黄淮河流域的事，在长江和嘉陵江流经的肥沃土地上，粮食从来象年轻人的毛发一样茁茁壮壮。

    我们家的五个孩子，都在生长发育期，个个都是抢着要吃。

    要吃，也有办法：买高价饼，一个饼要二元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二天的工资。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也只能每个人半个。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两头，便有公安局带着手铐，将我们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人铐走。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说野猫溪一带的人，十有七八做过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过份。为了填饱肚子，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响当当拍胸膛说：我们家一清二白。我们六号院子里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轮换着出出进进，才使一家人没饿坏。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吃下充饥。那年四川树木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蓝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大姐带着弟妹们，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她让弟妹们在草里找，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农民守命似地守着几棵菜，一发现就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篓里，偶尔才有点又老又硬的菜根。

    三哥决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于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转，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他靠江吃饭，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么象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跟着目标不舍。直到把那东西捞回岸，带到家里，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去掉腐烂的部分，做上几口菜。有时，还能捞双破凉鞋，拿到收购站去卖几分钱。

    他不是总那么幸运：江上大部分时间只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两手空空，回家还得受大姐嘲笑。但他还是幸运者，有不少用这种方式寻食的孩子葬身江底——从西藏雪山一路奔下来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彻骨，在水里一旦抽筋就很难游上岸，眼睁睁被江水卷入漩涡。这些孩子，本来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

    一个孩子用各种方式采集回来一点可吃的东西，有功当然有权多吃。三哥从江里捞回一把菜叶萝卜缨的那天，他的脸骄傲地在家人面前转动，吃东西时，故意发出响亮的声音。哪怕一家人，每个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时他们还为互相偷藏起来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