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注意力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是实事求是，不能以你的喜好决定去舍。谁叫我认识你本人？”

    “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既然认识我，就明白我说一不二。”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

    我和她约见，在一个酒吧，今日的当年的上海酒吧，贴着相同的广告，而且门外的霓虹灯一样洋字连篇，光怪陆离。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不写书了。”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坦白地说，她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如此。她叹了口气，脸有羞色，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按今天的标准，都让人皱眉，连见女人必勾引的无行文人们，都要吼骂一声：“身体写作！”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我们这个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一些肮脏秘密。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

    常荔荔听了哈哈大笑，随口把它翻译成英文：

    Goodpublicity，

    Badpublicity，

    Anypublicity，

    Isgoodpublicity.

    筱月桂不承认这首打油诗写的是她自己的想法。如果她真唱的是自己，她就是今天一大批人七十多年前的先知先觉。

    后来阮玲玉自杀，轰动上海，震骇全国。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献了花圈。她对此记忆犹新，不过沉吟片刻，她却对我说：“这个女人，生错了年代，大概自以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从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来的人才知道，无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杀人！”

    在与我长聊时，她说得更绝妙：“哪个记者骂我是婊子，我肯定给他一个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红印，让他可以有证有据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是这么个傻瓜记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既然已经成为筱月桂的好朋友，我当然往好处想这话。那么，再讲一点坏事，可以让我们留在1926年，那一年发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