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被贴了封条。她走到院子另一侧，找老警卫员。那个警卫员算是参加了省委造反组织。见到敲门的是她，警卫员马上用手指嘘了一下，让她别作声。

    警卫员帮她小心翼翼打开门，揭开掉落一半的封条，准备之后封上。

    昏黄的灯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错误”的书撕烂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爱的线装书，无一幸免，瓷器统统砸烂在地上。家具被毁坏了，连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警卫员说，他的房间没有被抄，因此家里一些日用品暂放在他那里。

    柳璀问父母在哪里。警卫员也不知道，他只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诉柳璀，她的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亲偷偷留了一张条子。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警卫员拿出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捧住钱和信，鼻子一酸，差点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身走了。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干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部队里。参军是干部子女当时首选的道路，她从心里感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后来，省里整父亲的那一派垮了台，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母亲也恢复了工作，由于父亲已经“没有问题”，那年柳璀也进了大学。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母亲很晚才想办法调到了北京。

    她们真正全家重新“团聚”，是在新省委给父亲正式举行追悼会。共有一千人参加，李伯伯一家也专程去了。但就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细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竟然走投无路到如此地步。

    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父亲怎么会是陈阿姨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陈阿姨会对她说谎：没有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已经随风消失，该忘记的早就被忘记，这一代男人都走进坟墓，寡妇都在坟墓边上等待，有什么必要重新编织那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故事？

    她想起母亲再三要她到良县来见这个陈阿姨，几十年不想往来的人，难道母亲对事实真相，对陈家的苦难，肯定有点感觉，却不敢自己面对，让她这个作女儿的来承受过去的重担？

    这时候柳璀想起她今晚来陈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觉得十分尴尬：这个时候拿钱出来，算什么呢？赎什么旧帐，示什么恩惠？她不愿意听陈阿姨说，“把钱收起来吧。你陈阿姨饿死，也不会到你们门前讨口米汤喝的。”当然，陈阿姨至今没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对几十年受的苦，她尽可能轻描淡说，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过，又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来。这不在于谁家欠谁家的，没有谁家该还情的意思。这是她本人的，与上一代人没有关系。

    可是她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她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皮包。

    与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他们还是用脚对着他的脸猛踢，沾着血，沾着肉块，骨头咔嚓断的声音，最后地上是一个大血团。

    在文革中，她好多次看见有人上吊跳楼的惨状，但是始终没有与父亲的死联系起来。她从来没有想象父亲死时是什么样子。虽然她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