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西班牙共和军发动布鲁奈特战役,以解救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被围之险。好几个旅的国际纵队投入战斗,伤亡惨重。叛军有德国一百架飞机助战。救护车在公路上,目标暴露,虽然顶篷漆着巨大的红十字,一样被德国飞机追裘。中旬战事更紧,从前线撤下伤员越来越困难。
他已经几次躲过飞机追裘。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又开了一辆刚修复的卡车改装的救护车上前方。返回的路上,他听到讨厌的德国飞机又在狼嗥般扑来。笔直的土路太窄,无法曲折前行,两边田野太暴露,已来不及撤下伤员。他只能大踩油门,拼命加速,仔细辨听飞机的狂吼声,在俯冲到底最后的一刹那,他突然狠踩刹车,自己一埋头俯身在座位上。随着刹车的尖叫,两颗炸弹落在汽车正前方,爆炸气浪几乎把车掀翻,弹片打烂了引擎。水箱破了,蒸气带着嘘叫乱喷。
飞机呼啦一声又拔高了。他爬出车座,抖落一身碎玻璃,骂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脏的话,瞧着飞机远扬。后面车厢的护士,虽然他警告过,还是撞得不轻,伤员更是狂声叫疼。此时,马德里正在召开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纪念西班牙内战一周年,会议邀请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诗人”去演讲。他却觉得不必去参加文人激昂的空谈,前线也的确缺乏救护车司机。毕竟,在炸弹的呼啸中,行动,是最有力的诗句。
卡车没法开了,他只能等着后面一辆车接过伤员。回到医院,他立即换了一辆卡车开出去。
这次他的运气到了尽头:一颗炸弹就在卡车边上爆炸,半边车厢与驾驶室都被炸烂。后面的车赶了上来,把冒烟燃烧的车上活的人与死者抢抬出来。
他被抬到爱斯柯利亚英国志愿医疗队,身上脸上盖满尘土血污。医生发现弹片深嵌入他的胸腔。已经不能动手术:手术只会加速死亡。满地伤员,医生只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有个护士专门照顾医生不管的伤员,看到他躺在担架上没人理会,就用棉布沾水擦净他的脸,想让他临死时稍微舒服一些。可能因为开车时戴着头盔,她发现他脸上连一道擦伤也没有,脸色惨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极睡着了。
护士正要离开,看见他嘴唇启动,好像有话要说,就停下。他的眼睛努力睁开,但未能办到。护士俯下身,医院喧闹,但他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楚:“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最美丽的情妇,上战场。都做到了,我很满足。”
护士吃惊地抬起身来,端详说话的这个人:他胸口绷带已经通红,还在快速渗血,红殷殷地滴到担架旁的地上。他却好像没有什么痛苦,说这些话时异常安宁。如此自我得意的遗言,很少从重伤垂死者嘴里听到,但不是没有可能的。战争正在进行,什么都可能。
他又说了一些话,这个以前是教师的护士觉得是拉丁语,但是太含混模糊,怎么听也听不清,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夜里,他与当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尔墓地。
全身血迹斑斑的主治医生,褪掉手套,洗了脸,坐下签死亡证明。这是每天例行的最后一道公事,他很机械地签着,眼睛差不多要闭上了。签完最后一张,他顺手把一大摞死亡证明磕整齐,才突然醒过神来,意识到签过的纸片中,有一张,名字有点熟悉。他找到那一页,不错,就是这名字——裘利安·贝尔。通知书寄给最近亲属,母亲范奈莎·贝尔,地址是伦敦,布鲁姆斯勃里,戈登广场四十六号。
医生搁下报告书,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叫护士长。
护士长取来这个名叫裘利安·贝尔司机的遗物,不过是一个军用挂包。医生将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桌上,盥洗用具,一本手订的薄书,手书中分行的字,像诗,却是一种他不懂的文字,东方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