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页折叠齐整的纸，夹在诗集里面，没有装信封，字迹却很工整。此信，请交给我母亲，在我死于疾病，或事故时，或是听到消息，或传闻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时。

    开场很普通，明显是遗书。不错，医生想，这小子还记得写遗书。有遗书就省了大家许多事。遗书相当长，他没有时间看。他的眼睛扫了信顶端的写信时间和地点：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伏见丸驶进上海港时。

    两年前？中国？什么遗书！

    他的视线落在一条黄手帕上，摸着有股舒服的厚实感。暗花是竹叶，亮闪闪，翻一面，黄色淡了些，双面丝缎，很东方情调。边角有个K字，像是手工绣的，深黄丝线。他叹了口气，每个死者的遗物都挂着一串儿故事，埋入土里后，每个死者的故事都将是同一种苦味。

    他把摊开的东西收回挂包，把死亡报告书再摞了一下，放在桌上。医院秘书明天会来分别处理寄发。

    他觉得从未有过的累，喉咙和舌头都像炙伤的皮肤一般难受。他站起来，往后一仰就可以倒在床上。这时，他想了起来，他遇见过这个死者。

    是好几年前，他跟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辩论如何制止法西斯全球扩张。他记得看到著名的女中豪杰，“布鲁姆斯勃里两姐妹”：画家范奈莎·贝尔，作家弗吉妮娅·伍尔芙。她们俩中间坐着一个青年，亚麻色头发，健康，高大，英俊，就是笑声太响一点，明显在嘲弄台上说话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他大约是说了一句什么特别逗趣的俏皮话，两个女人都大笑起来，搂住他的肩膀，似乎他是她们共同的儿子。

    “裘利安·贝尔，”朋友在他耳边说。“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据说是布鲁姆斯勃里‘第二代’诗人。”演讲又被打断，会场闹哄哄的。那位朋友悻悻地说，“自以为是的艺术家！”

    他倒觉得那个青年像个长得太快的孩子，依然被宠着，心里挺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