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那老姑娘不错。”那对男女出去后，刘会元说。

    “是不错，谁让咱爷们儿不喜欢呢？”吴胖子笑眯眯地问我：“哥哥帮你打了半天岔，舒坦点没有？”

    “舒坦多了。”我笑。

    我们开始玩牌，一边玩我一边看着书架旁挂钩上持久着的一个银灰色的合成革女式挎包，挎包上落满灰尘，原本有莹光效果的革面也变得黯淡，这个柔软挎包的式样很多年前曾经流行一时。我们都得很浪，一“吊”没有直接吼“百子”，只有我有命，每次都是“艳”底，求什么调什么，一路剃下去，胡打胡有理。这决非好兆头，牌上不落其实地方总要落，这是百试不爽、颠扑不破的规律。那天夜里我接了个电话，电话里是个女人，她对我说一个叫凌瑜的女人不行了，住在医院，她的红斑狼疮已经到了晚期，想见我一面。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凌瑜是谁。电话里的女人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不行。我明天一早就要去伟大国，机票已经买好了，非常抱歉。对方沉默了片刻便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在牌上异乎寻常的好运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