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医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辈，“怡”是名。浙江杭州人。临安高家是著名的大户，但他们的一支却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无收人可言。在她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带了一个姨娘离家，杳无音信。族中长辈出面，将还有一个在家的姨娘遣回原籍，几个孩子分送到亲戚家寄养。她由她乳母抱着，去到上海的姨母家。说是姨母，其实隔了有三表。姨母家供她吃住，还供她上学，负起了养育的责任，但感情终是疏淡的。唯一亲近的就是这位乳母，绍兴柯桥人，结婚半年死了男人，遗腹子不出月就夭折了。乡人都说她命硬，婆家人很虐待她，于是就出来做乳娘。小孩子说话说不清，一开头就叫她姆姆，连大人也跟着叫了。这种乡下女人，本是没有姓名的，渐渐的，竟就忘了自己叫什么。后来，户籍登册，登的是“高母”两个字。而她们真像是一对母女，夜里歇在房内，大的嘱咐小的努力争气，小的允诺大的奉养她一生，说到后来，两人泪眼婆娑，相拥入睡。

    在世纪初，似乎遍地是这样破产的家庭与失去怙恃的孤寡，她们便是其中的一对。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姨父是庚子赔款的留美生，思想很洋派，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学，习洋文，读工科。等这一个读到中学毕业，就进了沪上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就是在这里，她将“高淑怡”这个名字改为“高晨”。人生常会有一个时刻，似乎是突然之间，转变来临。这种转变不是指境遇，而是心理。在她的遭际之下，很难会有明朗的性格。她自小就会轻着手脚行动，轻着声音说话。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无数的房间与无数的走道，她本能地选择背静和背阴的角落过往，就好像尽力要让人觉察不出有她这个人，她觉得她是这个家多出来的一个人。在这点上，姆姆倒是比她坦荡，她和那些下人们相处和谐。底下人的是非里，她常要插人一脚，甚至有一阵子，与厨子的关系还有点暧昧。这些虽然会引来麻烦，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已经楔进这家的生活。也正是有了她，这小女孩子才与她的恩主加强了联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但她还是和姨母家生分着。三年的寄宿中学的生活，使她收缩着的身心略略伸展开，然后，进了医学院。医学院有运动会，每个同学都报名，她报的是短跑。她没有任何体育技能，心想，跑步总是会跑的吧！于是，早晨，就跟了同学在校园里练跑。草坪广阔，树木葱茏，鸟在枝叶间啁啾，哥特式的礼拜堂静静地矗立——这种古老的风格，因四下里年轻人的面孔和身姿而变得清新了。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笼罩着她的阴霾一扫而空。她看见操场沙地上，自己的被旭日拉长的影子，和同伴们的影子交错叠加，光也在交错叠加，钟声响起了。

    高晨进校的时候，正是抗战爆发，学院的附属医院迁进校内，作为教学医院，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是在医院里临床进行。高晨穿着白衣，随老师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几十张病床纵横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在姨母家里，身边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却是消沉的；在了这里，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她则昂扬着，这是为什么呢？那些享福的人与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约是“同情”这两个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过来，她还需要他们的同情，于是，她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再接着，她发现对这些受苦的人，仅仅用“同情”是不够的。当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挣扎和搏斗，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一种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稣，她从科学的概率的方式出发，认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稣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论上，常有这样的量化统计，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几的人，替其余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担了罪罚。她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