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争论。这位说是纯棉，那位说是混纺，她们都用自己的经验说服着对方，还显出些激动。这争论也吸引了老有，他说：“对不起，我能看看吗？”

    一位立刻把老有当熟人似地说：“您说，这是不是纯棉？”

    老有拽过那裙子，两手摩挲了一阵说：“不见得是。”

    一位说：“看来您很内行，一定是这方面专家。是服装专家？”

    老有说：“不是，我只认识棉花。”

    一位说：“您经营棉花？”

    老有说：“不，目前我离棉花很远，可我懂，我小时候种过花。对。我们那个地方管棉花叫花。”

    火车正经过一个小镇，闪过一家紧贴铁路的轧花厂。在一带红砖墙内，籽棉垛成了垛，像楼房。老有指着那花垛说：“棉花垛，洋花。噢，过去人们管美棉叫洋花，好品种。现在有许多新品种，我想都应该属洋花。你们再看看那近处花地，也是洋花。”

    一片棉花地从窗外闪过，棉花正放铃，淡藕荷的花铃，温馨着大地和列车。

    两位女同志听老有说花，却没显出多大兴致。她们把展开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收起来。

    对面的旅客在喝茶，老有在喝茶，老有和对面旅客的目光相遇，发现那人赤红脸，短脖子，刷子眉总是一挑一挑。他喝口茶放下茶杯，打开一只小箱子，从里面捡出两个药瓶摆上小桌，却并不吃。

    老有想，好面熟。熟。那时候我脱产他调分区；我进城，听说他南下。四十多年为什么连做梦都没梦见过，今天却喝起了一个壶里的水。现在是认他还是躲他？躲吧，对，躲。老有拿起一张随身带的小报半遮半掩地看，看不见报上的大块文章，却盯住了报缝里一则寻人启事：“某男，戴旧军帽，离家七日不归……”那么得找，不能躲。找就得引他说话，一说话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说说花，拿花引他。

    老有对身边的女同志说：“现在许多花种都失传了。我们那地方的花分三种，除了洋花还有笨花和紫花。”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在研究药瓶上的字。

    老有说：“那紫花也并非是紫，是土黄，先前我们那地方的人都穿。”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放下药瓶哪儿也不看，摘下花镜散着眼光呆起来。

    老有又对女同志说：“我给你们唱个歌吧，也是关于棉花的。那时候日本人强迫种棉，抗日政府抵制，这歌是青联抗教的：棉花籽，两头尖，城里的公事往外传……”

    老有只唱了两句就扭脸看对面，对面的眼光更散，像不知有人唱歌。

    女同志倒笑起来。一位说：“没想到你还会唱歌，有个通俗歌曲就是这个调儿，一定是根据这首歌改编的。”她们开始往上铺爬，要睡觉。上铺一阵窸窣，包厢里静下来。

    火车停了一站，又走。

    已是晚上，包厢里有广播说火车要经过一个大站。这广播却招呼起对面开始收拾东西了。这是老有没料到的，他原以为对面也在终点下车。

    对面的收拾也带动起老有。

    车停了，对面出了包厢下了车，老有也出了包厢下了车。

    站台上早有人接过了对面手里的东西，几个人簇拥着他向前走。

    老有在后边走，只觉得那人的脖子更短了。他想，你也有七十出头了吧。

    出了站，有人殷勤地为那人打开一辆“尼桑”的车门。老有上了一辆“tAXI”。

    尼桑在一所独门独院的旧洋房前停下。

    老有也停在这洋房百米以远。

    那人进了门，楼上一个大窗子亮了，传出些欢欣的人声，分明是一个大家庭的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