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5周岁以前，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简单的。我们清苦，没有多余的零花钱，粮食和全国城市人口一样也是限量的，而且在定量里有一定比例的粗粮，比方红薯面要占据成人定量的百分之五。我母亲是个粗粮细做的巧手，她会把红薯面外边包一层白面擀成饼来吸引我的食欲。在冬天，她还会做一种名叫“果子干”的大众冷食。她把柿饼、黑枣、杏干、山里红用凉开水泡成糊状，盛入搪瓷小锅放置户外，吃时搅拌上奶粉和白糖，“果子干”就成了。每天晚上我们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洗过脸洗过脚，我们围坐在炉边，我母亲往炉盘上烤几粒红枣，为的是熏出一屋子枣香。我守着热炉子，吃着冰凉的果子干，我们娘儿俩再一块儿说一阵子我父亲的坏话，然后刷牙，然后就上床睡觉。一般是由我母亲开头说我父亲的坏话，我是坚决的随声附和者。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天下少有的暴君，我就说：“暴君！”我母亲说我父亲和她打架的时候那种抓起什么摔什么的行为简直能把人气死，我就说：“气死我了！”我母亲说像他这样的人谁还敢再跟他结婚呢？我就说：“谁还敢呢！”我母亲说什么人跟他结婚也不会好的，我就说：“不会好的！”每到这时我母亲反而冲我笑起来，说我是个傻孩子。我也冲着我母亲笑，虽然我弄不清我笑的是什么。到后来，每天说一会儿我父亲的坏话成了我们娘儿俩一个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我母亲的那些坏话也说得越来越轻描淡写，越来越充满一种恶毒的善意和排斥的亲近，给人觉得她是在用这种形式想念我的父亲。这种形式也使没有父亲的我自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父亲，他一直固执而强大地生活在我们的坏话里。

    这样的生活终于在我5周岁的时候结束了。那个下午，当滑梯上的我把右手伸向陈非，当陈非跌落在一堆废铁上，当我和我母亲的目光对撞的一瞬间，当我母亲瞪大双眼将食指紧紧压在唇上之后，嫉妒这种物质暂时从我体内排出了，我变成了一个懦弱的鬼鬼祟祟的孩子。陈非之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这座城市一个妇孺皆知的话题。新闻报道说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陈非小朋友不慎在打滑梯时从梯上跌下因头部撞在地面一块三角铁上当场致死。

    这是一场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这么看。

    在那些日子里，去我们家串门的人很多，因为我母亲是这个事件的惟一目击者——串门的人从未把那天在场的孩子放在眼里，包括我。我深知我母亲在那些日子里的艰难，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各种来访者的各种询问，甚至别人不问她也加倍主动地诉说并且说起来滔滔不绝。仿佛只有主动地光明磊落地大讲陈非的死亡过程才可能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才可能保全我永远的不受怀疑。她的诉说一般是以这句话为开头：“太可怕了！”然后她长叹一声，接着便讲起她怎样先听见“噗”的一声闷响，然后就看见陈非满头是血地倒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只铁皮玩具猴。我母亲特别强调了玩具猴对陈非安全的妨碍，她一般在结束讲述之前提到玩具猴。她说陈非不应该拿着玩具上滑梯，这样他的精神便缺乏必要的集中。我母亲侧重对玩具猴的讲述，起初让我以为她是暗地里替我鸣不平，因为玩具猴的确是导致陈非死亡的原始理由。但我又想起我并没有跟我母亲说起过玩具猴对我那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我对陈非的仇恨，我把这一切藏进心里仿佛已预感到它的事关重大，它与前次的蝴蝶结事件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量级。到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母亲在1958年大肆渲染玩具猴在陈非死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精明，就像很多年之后她也能更改叙述角度，避开玩具猴，又大肆叙述滑梯下的废铁与陈非死亡的紧密关系。我发现我们有些中国人真是本领高强，像我母亲，她几乎无师自通地知道哪些话是时代要她说的，哪些话她应该避开时代的不高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