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年她本可以针对滑梯下边那堆废铁发表看法的：一个孩子从滑梯上摔下来，如果他没有落在废铁上而是落在草坪上，或许他不会死亡。但恰恰是废铁导致了他当场死亡，却没有人对废铁堆放的位置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就等于否定一个时代，或者简直就等于阻挠中国人民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于是我母亲和有关领导有关新闻媒介本能地淡化了废铁，转而向陈非坠地时手中的英国铁皮猴提出质疑。我母亲说陈非为什么会抱着玩具猴上滑梯呢因为他太喜欢这件玩具了，不仅他喜欢，班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是一件时髦的外国玩具，它来自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垄断玩具市场的一直是欧洲，不可否认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具备生产这种玩具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羡慕英国，连他们的玩具都羡慕，羡慕到不分时间场合地爱不释手。假如我们自己可以大批生产这样的玩具，一只英国铁皮猴就不会对陈非小朋友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他的死亡就说不定是可以避免的。由此更加看出了全民大炼钢铁以提高综合国力的必要，只有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一切才有保障……然后我母亲再检讨一下自己，她说作为中班老师这也是她最失职的地方，她事先竟然没有看见陈非手中有玩具，为此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这时她多半会流下泪来，流着泪的时候她开始夸陈非的聪明和干净，好像他要是不聪明不干净死了就不可惜似的。我躲在角落里，装得像个局外人似的一遍又一遍听我母亲念经一般的絮叨。她的嗓子嘶哑，嘴唇爆着白皮；她的脸色憔悴，眼珠在眼眶里永远无法稳定似的移动着。她的絮叨延续到后来竟由有不知情的外人偶尔到我家小住——某次我的姨姥姥路过此地住在我家，我母亲也迫不及待地向她（完全没必要）讲起陈非的死。啊，那时我是多么无地自容羞愤难当。与其说这是我母亲对我奋不顾身的保护，不如说她是为了我的平安在虐待自己。当来人散尽家中只剩下我和她时，我们相对无言。我母亲居然还会对我流露出一点儿尴尬和愧色，仿佛因为她的表演并不尽人意，而这不尽人意的表演让我点滴不漏地看了去。然后她再一次向我重复那个下午的动作：竖起食指紧紧压在唇上。我立刻为这个动作感到一种沉重的寒冷，因为这是一种充满威胁的爱，一种兽样的凶狠的心疼。我将在这种凶狠的被疼爱当中过活，我，一个5岁的罪犯，靠了我母亲真真假假神经质的表演才能得以平安度日。我本应为此对我母亲感恩戴德，我本应为此与我的母亲更加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你想错了，我没有。我为我这“没有”感到深深的内疚，内疚着，却非要“没有”下去不可。我对我母亲出乎寻常地冷漠，我甚至由此拒绝她的拥抱。我对她给予的巨大庇护越来越毫不领情，她那一遍比一遍啰嗦的“死亡叙述”直听得我头皮发炸双手发麻。因为她每说一遍我都会在心里告诉自己一遍“这是假话”，而我母亲正是由于我的存在才不得不如此作假。她的假话使我有一种强烈的要脱离她的企望，可我之所以无法脱离她，正是因为她手中有我一生的罪证。我有时也会惊奇我在5岁时就有这种分析自己的能力，我还感觉到正是陈非的死更加亲密了牢固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我母亲在虐待自己的同时是否也感到些许快乐呢？她丢弃了丈夫，从此把我当成她的惟一。如果陈非不死她便没有为我献身的机会，现在她如愿以偿：我失掉了，她得到了。她的絮叨便是在告诫我牢记我的罪过，我为此快要发疯了。

    我的“发疯”基本上是以少言寡语和沉默来体现的。自那个下午之后我们母女的生活便再无乐趣可言——我们甚至不再说我父亲的坏话。这时我才明白说人坏话也是需要情致的，而我们不再有从前那种积极而又单纯的情致，哪怕是小市民式的。我母亲似乎也有意避免单独和我在一起，她向幼儿园领导提出要求，除了白天的正常上班，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