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黄昏的时候他回来，总带一大包水果点心之类送在梅老医生房里；另外一小包，他亲自拿到梅女士那里，悄悄地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出去；有时也坐下略说几句，那也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事情。他又常常买些书籍给梅女士。凡是带着一个“新”字的书籍杂志，他都买了来；因此，《卫生新论》，《棒球新法》，甚至《男女交合新论》之类，也都夹杂在《新青年》、《新潮》的堆里。往往使梅女士抿着嘴笑个不住。大概是看见梅女士订阅有一份《学生潮》罢，他忽然搜集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带着个“潮”字的书籍，装一个大蒲包，满头大汗地捧来放在梅女士面前说：

    “你看；这么多，总有几本是你心爱的罢！”

    对于柳遇春这种殷勤，梅女士却感得害怕，比怒色厉声的高压手段更害怕些；尤其是当她看出柳遇春似乎有几分真心，不是哄骗，她的思想便陷入了惶惑徘徊。她觉得这是些无形的韧丝，渐渐地要将她的破壁飞去的心缠住。可是她又无法解脱这些韧丝的包围。她是个女子。她有数千年来传统的女性的缺点：易为感情所动。她很明白地认识这缺点，但是摆脱不开，克制不下，她有什么办法呢！她很想把自己的计划老实告诉他，却又觉得不妥；如果泄露了计划，就无异宣告自己的死刑，父亲一定不肯让她走的。

    她更焦灼地期待徐绮君女士的来信，然而没有。

    这么着，新的烦闷引梅女士和邻家的黄夫人成了更亲密的朋友。不是她来，就是梅女士去，两人间每天总有一次的晤谈。黄夫人从前在本省的女师里读过书，汉口的情形非常熟悉，梅女士的注意点恰就在此；她很仔细地询问重庆到汉口的交通，汉口有什么学校，黄夫人在汉口有什么熟人。黄夫人却喜欢问成都的情形。她问的很古怪，常常轶出了梅女士知识的范围。她的问题是：成都有没有外国人办的妇孺救济所，有没有教会的女修道院，有没有清静的尼庵。两个人同样地绝不谈自己的事。似乎有什么东西格住着，使她们不好出口。然而当那些泛泛的风土人情既已谈完，关于各人本身的话语终于转上来了。

    “柳先生虽然自己是商界，却肯留心替你买书呢！”

    看着一包新送到的书，黄夫人十分艳羡似的说。

    梅女士笑了一笑，没有回答。黄夫人的目光惘然落在那包书上，有好半晌，似乎受了什么感触。然后，微喟一声，她忽然出奇地问：

    “梅妹，是不是你也这么觉得：凡事远远地看时，总还不错，或者竟是很好的，可是到了你跟前，它就变了，变得意外的坏；是什么道理呀？还是先前我们自己看错了呢？还是那东西后来自己变坏？”

    “恐怕是两面都有一点。”

    梅女士这句随口的回答，却使黄夫人吃了一惊；她的脸色斗然惨白了，她低下头，胸前微微有些颤动，蓦地又抬起头来看定了梅女士的面孔，带着几分凄惨的音调很兴奋地说：

    “你也是这个意见呀？我问过多少人，他们都是这么说！变坏？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时时刻刻的，叫你想不到地，在变坏！这都不是我们能够防备的罢？人，活在这世上，到处是灾害，到底有什么趣味呀！我想，如果这些灾害是我自己不好，是我先前看错了人，那倒也是一个经验；我还有勇气再找第二个，我还可以希望第二次不看错。可是你们都说是变坏，就像黄梅天的菜蔬一定得变坏，这还有什么办法！”

    像喝了酒似的，黄夫人突然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差不多将梅女士怔住了。她听出了黄夫人话语的背景，她立刻想像出一幅不幸的夫妇生活的图画来，她明白了黄夫人所谓“变”是什么。她不能赞成这样客观的变的哲学，她是深信主观的力量可以转换环境的，但是黄夫人的悲哀的语句就像许多铅块压在她心头，化成了她的暴躁和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