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已经停印了好几年，这是由于我的要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部书本来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当初（一九四二年）迫于经济不得不将这一部分先出版，现在就应当暂时停印，等待全书脱稿然后一总再印。但是惭愧得很，荏苒数年，没有续写一字，——而且自审精力和时间都未必有可能照原来计划中的规模把它写完成了。那么，在出版社要求出文集的当儿，姑且把它编进去罢。

    趁此机会，打算解释一下这部书何以题了这样一个好像和内容不发生关系的名儿。因为这是有些读者曾经来信问过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下一年春天，我到了桂林。我的家很简单，夫妇二人而已，然而也找不到安顿的地方。在旅馆住了半个月，总算找到了一间小房，一榻之外，仅容一方桌；但是，也还是朋友们情让的。这是一所大楼房的一间下房，大楼房住着三、四家，都在楼上，只我一家住在楼下，我这小房虽然奇小，我倒也觉得够用。方桌上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就在这些瓶瓶罐罐的旁边，我写了《劫后拾遗》，又写了几十篇杂文，亦写了。

    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个天井（院子）。每天在一定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就这样在“两部鼓吹”声中一点一点写起来了。大约花了两个半月，刚写完第一部（即现在的这本书），而条件变化，我不能在桂林再住下去，不得不赴重庆；

    为没有书名。

    那时候，残秋向尽，我在桂林已经住了九个月了。为了料理行装，偶然到某处，看见半林红叶区别。指出布哈林理论的实质，就在于用折衷主义偷换辩证，忽然想起了杜牧的题为《山行》那首七绝来，便反复讽咏这诗的最后一句；于是“灵机”一动，想道：何不把这一句借作我的书名呢？杜牧的诗，已经没有版权，我借用它二句，不会发生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问题，可是我还是改动了一个字，为什么要改动一个字呢？也有我的想法。现在先把杜牧的原诗抄在下面：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第四句，杜牧原来用了个“于”字，我借用此句，却把“于”字改为“似”字，既然申明此句是借用州人。曾留学日本，后在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那么，擅改一字，大概可免于粗暴之罪；然而我还得把理由说一说。

    让我先来冒险一回，试解释原诗此句的意义。我以为杜牧此诗虽系写景而亦抒情，末句双关，无论就写景说，或就揉情说，都很新颖，乃前人所未曾设想的境界。这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正面的意思我以为是：人家都说二月的花盛极一时，可是我觉得经霜的红叶却强于二月的花。但是还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这样：少年得意的幸运儿虽然像二月的花那样大红大紫，气势凌人，可是他们经不起风霜，怎及得枫叶经霜之后，比二月的花更红。这样，霜叶就比喻虽不得志但有学问抱负的人，也可以说，杜牧拿它来比自己的。

    杜牧出身于高门世族。他的祖父就是编辑那部有名的《通典》的杜佑，做过唐朝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杜牧的伯父、堂兄们，也都做了大官（堂兄杜悰做过节度使，也做过宰相），但是杜牧一生却不得志。他少年登科，关心国事，颇有用世之志，然而夹在那时党争之中，做京官备位闲曹，而迫于经济，（杜牧的父亲早死，他这一房并没多大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