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要休息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

    但这次却只能用半小时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递减。因此，一篇长文（万言以上），我非分两次看不可，不然，尽管看完了，脑中毫无印象，这样的痛状，表面看来能吃，能起来，不发烧，和健康人一样，就是不能用脑——倒可以体力劳动。如擦皮鞋、扫地等。我家有一周时间没有女工了，我自己房间就归我扫、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当然，也难怪，一般说来，不住医院是不能称病的；但我这病，住医院不解决问题，徒然占了床位，不如我不进医院）。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像现在这样，只能用脑半小时（而只能写一百字就必须搁笔，过了一小时再写一百字），实在不是写文，而是榨脑子，榨时固然苦，榨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像样（我试验过，至多写一百字，就写不下去了，头晕，额角穴膨胀，跳痛）。

    好了，不多写了，因为这封信也是分两次写的，中间（休息实际是偃卧）

    了半小时，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

    八月廿八日

    邵荃麟接到这封信后，在信末批示“请告《人民日报》等不要去催促。”

    从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当时茅盾对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困惑和痛苦心情。这种情况，在茅盾身上并非是初次，十多年前在新疆时，茅盾为避免祸从口出，称病不写文章，而现在，面对这种政治运动，茅盾不理解，但又不能直说；对了解的人和事，茅盾又不忍心说违心话，硬把朋友往监狱里推，于良心，于道德，于情于理，都不忍！因此，茅盾只好称病，不出席批判会，不写批判文章。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回到北京，赶快去看望自己的老领导、老师茅盾。

    1956年，中共中央先是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接着发动全民帮助中共进行整风。对中共这个举措，茅盾举双手拥护。所以，到1957年，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茅盾用北方人不大懂的乌镇官话，批评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其种种表现。不料，这个一片赤诚之心发言之后，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和批评。后来，茅盾也有些后悔作这样的发言。但话已说过，已无法收回了。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文艺界也在紧跟形势中出现浮夸风，出现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对此，起初茅盾是觉得新鲜的，认为文艺上的跃进，是文艺事业兴旺的表现。但没有多少时间，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又不便反对或在公开场合提出异议。

    轰轰烈烈之时，茅盾离开北京，带了中国作协李仲旺等人，去东北作社会调查和视察工作，了解东北业余文化活动的情况。在东北调查研究中，充分肯定东北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的同时，也从另外角度，指出业余作者的不足。

    茅盾像一个传道者，到东北为文艺工作者启蒙，为文艺工作者指点；又像一个老师，给那些业余作者讲述文艺创作的规律。这一年的6月10日，茅盾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专门像老师一样，给与会者讲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从理论上给予规范，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浪漫主义，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一片前辈心。

    在长春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里，茅盾专门讲了文艺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他那浓重的桐乡口音，在演讲时还请了两个浙江籍的吉林大学学生郑启幕、翁方颐作记录，在这次讲话中，茅盾同样指导吉林的文艺工作者怎样认识文艺与劳动的